本文摘編自《博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自傳》， [美]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O.Wilson）著，36氪經授權發布。

1980 年，《哈佛雜志》（Harvard Magazine）的編輯邀請了七位哈佛大學教授，請他們提出未來十年全球即將面對的最大難題。其中四人提出貧窮問題，緣由分別是人口過度膨脹、鄉村人潮大舉涌入城市，以及資本主義盛行。另一位教授把焦點放在美國，提出福利國家和政府管控過度的議題。第六位教授則選出全球核武器威脅。

這些學者中沒有任何人提到環境問題。對于20 世紀 80 年代遺留下來的難題可能會對后代子孫造成何種沖擊，也全都不大在意。身為七人小組里唯一的自然科學家，我挑選了截然不同的主題，而且它的時間性也更為寬廣。我提出，物種滅絕的速度越來越快，生物圈岌岌可危；人類正大舉削減古代的生物多樣性寶藏。我當時是以進化生物學家的角度，就進化時間來思考。“可能發生，或‘必然會’發生的最糟狀況，”我這么說道，“并不是能源短缺、經濟崩潰，或發生小規模核戰爭，或遭到極權政體的統治；這些災難對我們來說固然可怕，但是至少它們可以在數個世代之內恢復。目前持續演進到80 年代，而未來將耗費數百萬年方能匡正的難題是：因摧毀天然棲息地而減損了基因及生物多樣性，才是后代子孫可能最無法原諒我們的愚行。”

一個焦慮的夢

這篇文章算是我作為一名環境保護運動者的初次登臺之作。老實說，我得承認自己的行動遲得難以原諒。生物多樣性被摧毀的這個問題已經掛在我心頭幾十年了，但是我極少公開反映出來。20 世紀50 年代，當我還在亞拉巴馬州光禿禿的紅土溝壑中工作時，還在古巴尋找消失中的熱帶雨林時，我就察覺到情況很不對勁。在我細讀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的《紅皮書》中有關滅絕及瀕危物種的名單后，我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60 年代，當麥克阿瑟和我發現，只要棲息地面積減少，動物及植物的物種數必定隨之減少，前景似乎又變得更加黯淡了。我們很粗略地估算了一下，每減少90% 的森林面積（或大草原、河流水道面積），將會使得原本生活在其中的生物物種數減半。

讓我更加憂心的是那個夢。那真是一個令人非常焦慮的夢，而且直到今天，我還會不時地夢到它。

夢中，我在一座靠近機場的島嶼上（或一座小城里），每天晚上我總能立刻就認出那個地方，可能是富圖納島（Futuna），也可能是新喀里多尼亞，兩者都位于南太平洋上。我已經在該地待了好幾個星期，當四周景物快速清晰呈現后，我突然想起該離去的時間即將到來。而且我發覺，我既未詳查該島的動植物區系，也未開始集螞蟻——它們大多是未知的新種。我開始發狂地尋找當地的原始森林。遠遠地，我看見一處仿佛灌木林邊緣的樹叢，飛奔過去，發現只是一排由外來植物筑成的防風林，背后其實躲著更多的房舍和農田。這時我坐在一部汽車里，并快速沖向下一條鄉間小路，但是路邊除了房舍和農田外，什么都沒有。群山出現在遙遠的北方——每一次夢到的總是北方。或許某些原始森林就躲在群山里。我笨手笨腳地抓著地圖，尋找上山的路，但總是找不到路，而我已經沒有時間了。噩夢結束，我帶著焦慮、悔恨的心情醒來。

然而，明明心里明白，也做了這些夢，我依舊遲疑不決，把自己在真實世界里扮演的角色，完全限定在對其他主題的研究及撰寫著作上。到了20 世紀 70 年代，我開始想，科學家應該在什么樣的情況下，變成社會運動家？由于有過痛苦的經驗，我深知介于科學和政治活動之間的地帶，是相當險惡難測的。過去那場社會生物學爭議令我心有余悸。我的看法是，如果發言太過強硬，別的科學家就會把你歸為死命奉行意識形態之人；如果發言太過溫和，你又等于規避了道德責任。我遲疑地選擇站在謹慎行事的這一邊。

我知道許多非學術機構早已積極進行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活動，我因此而稍覺安慰。這些機構包括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簡稱 WWF）和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它們無論在前景、競爭力還是名聲方面，都達到世界級的水平。另外還有熱帶研究組織，這是由多所大學和其他機構組合而成的協會，專事訓練年輕的生物學家，我曾在1963 年參與它的奠基工作。這批新生代學者專家中，據我所知，許多人都將投入生態保護科學。于是我想，就讓下一代去做吧。

然而，生態保護運動終歸還是需要資深生物學家的聲音。

跨出生態保護的第一步

對我來說，1979 年英國生態學家邁爾斯（Norman Myers）發表有關熱帶雨林毀滅速度的第一份報告，是促成我投入生態保護運動的臨門一腳。通過逐一累加由各地得來的數據，他計算出，全球熱帶雨林面積每年約減少1%。這則壞消息立即引起全世界生態保護專家的重視。從過去到現在，熱帶雨林在保存生物多樣性方面，一直都居于關鍵性的地位。雨林擁有全球生態系統中最富變化的動植物區系，然而，在邁爾斯發表那篇報告時，它們的總面積只占全球土地面積的7%。這樣的大小差不多和美國本土 48 州的總面積相當，至于每年減少的雨林面積，則約有半個佛羅里達州大。如果按照一般生態系統棲息地和物種多樣性之間的關系來換算，通過上述面積減損的速度，我們可以粗略估計出每年有0.25% 的物種會滅絕或注定提早滅絕。雨林遭到砍伐或焚燒的速度似乎越來越快，主要是急需土地的農民大舉侵入，再加上全球木材需求量增長所致。

讀過了邁爾斯的報告，我終于積極投入社會活動，并且以友人雷文（Peter Raven）為榜樣。雷文是位很杰出的科學家，也是密蘇里植物園園長，身為一名日益知名的公眾人物，他做起事來顯得非常有決心，而且天不怕，地不怕。雷文對于行動主義深信不疑。到了20 世紀 70 年代，他不只撰文、演講，同時若有人依然懷疑生物正大量滅絕的證據，他也會和那些人激辯。

1980 年，他主持了名叫“國家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機構，專門研討熱帶生物學研究的優先順序，以強調最為緊迫的森林破壞及物種多樣性消失的問題。雷文比任何人都更明確地指出：所有任職于大學或研究機構的科學家，都應該參與進來，我們不該讓生態保護專家單獨肩負此一重任。

有一天，在一陣沖動之下，我跨了出去。我拿起電話說道：“雷文，我想告訴你，我要和你們并肩作戰。只要是我的能力辦得到的，我什么都愿意干。”那時被我戲稱為“熱帶雨林黑手黨”，由資深生物學家組成的松散聯盟已經成立。除了雷文和我之外，成員還包括戴蒙德[ 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的作者 ]、埃利希（Paul Ehrlich）、艾斯納、詹曾（Daniel Janzen）、洛夫喬伊以及邁爾斯。從那時起，我們就保持著密切的聯系。

不久之后，我又加入WWF 美國分會的顧問團，并進而成為他們的科學顧問。我鼓勵顧問團的成員，加強拓展他們的科學研究計劃，方法是將該組織贊助的研究推廣到整個生態系統，而非只限于個別的明星物種，例如大熊貓或白頭海雕等。我在WWF 中，參與了“新環境主義”（new environmentalism）的構想。這套較實際的方法，可以將保護計劃和經濟利益結合在一起，并且能夠協助針對因拯救物種多樣性而生活受到影響的當地居民。我們都知道而且也主張，自然保護計劃永遠無法避開那些無法從中獲益的貧苦大眾。倒過來看，這群人的長期經濟前景，也會因為他們的自然環境受損而受到某種程度的不利影響。

生物多樣性

我到處演講并撰文，討論生態系統遭到破壞、物種滅絕以及可能的社會經濟解決之道。1985 年，我在國家科學院的政策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生物多樣性的危機——科學面對的挑戰》（“The Biological Diversity Crisis: A Challenge to Science”），引起廣泛的注意。1 第二年，我在“生物多樣性國家論壇”上，負責其中一場基本政策演說。這次的研討會是在國家科學院及史密森尼學會的贊助下于華盛頓召開的。當時，我負責編輯這場會議的論文集《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這本論文集后來成為國家學術出版社（National Academy Press）有史以來最暢銷的著作之一。

這場論壇首次使用了“生物多樣性”這個名詞，而在論文集出版后，這個名詞更是以驚人的速度傳遍世界；到了1987 年，“生物多樣性”已經成為生態保護文獻里最常引用的詞之一。生物多樣性也開始變成博物館展覽及校園演講中的熱門話題。

1992 年 6 月，超過 100 名各國領袖，聚集在里約熱內盧參加地球高峰會議，這時“生物多樣性”進而變成了家喻戶曉的名詞。老布什總統拒絕代表美國簽署《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Biological Diversity），把這個話題引入了政治主流中。末了，持續

不斷的爭論繞著《瀕危物種法案》（Endangered Species Act）以及北方斑點鸮（northern spotted owl）打轉，更使生物多樣性的話題成為美國文化的一部分。

生物多樣性的理念已經成為生態保護的護身符，范圍涵蓋每一種生物。那么，它的含義到底是什么？生物學家和保護專家很快就同意以下的定義：貫穿所有生物組織階層，從各個物種內的基因、染色體，到物種本身，最后再進一步到最高層，即生態系統中的生物群落，比如森林及湖泊等，這些多樣化的生命形式，整體就叫作生物多樣性。任選一個角度，剖切這蘊含無限可能的生物多樣性，得到的可能是古巴某種淡水魚種群中不同的染色體和基因；另一個剖面可能是古巴的所有淡水魚類；再下一個剖面，可能會是在古巴每一條河流中生活的所有魚類及生物。

由于我在1988 年編成《生物多樣性》論文集，許多人以為這個詞是由我創造的。事實上，我一點兒功勞都沒有。這個名詞是由羅森（Walter Rosen）首先提出來的，他是國家科學院的一位行政官員，負責統籌1986 年的華盛頓會議。當羅森和其他國家科學院成員找上我，要我擔任會議論文編輯時，我提議用“biological diversity”（生物學的多樣性）這個詞，因為直到那時，我和某些人都很偏愛這種講法。我指出，“biodiversity”（生物多樣性）一詞太引人注意了，而且不夠莊重。但是，羅森和他的同事不肯讓步。他們堅稱，“biodiversity”這個名詞比較簡潔，也比較特別，因此社會大眾也比較容易記住它，而我們當然需要讓這個主題吸引越多注意越好，而且速度越快越好。我終于讓步了。

親生命性

如今我簡直搞不懂當初為什么會反對使用這個名詞，因為它不僅活潑，而且兼具莊重與順口。畢竟，我自己也曾在1979 年創造了很類似的詞語“親生命性”（biophilia），當時是用在刊登于《紐約時報書評》上的一篇生態保護文章中。1 稍后在 1984 年，我還把它當作我的新書《親生命性》（Biophilia）的書名以及中心思想。“親生命性”的意思是指，人類與生俱來的對其他生命形式的親切感，這種親近是由不同情境激發出來的，比如喜悅，或安全感，或敬畏，甚至是混雜了憎惡的迷戀。

我所謂的“親生命性”，有一個很基本的例證：人類偏愛居住于某些特定的天然環境中。華盛頓大學動物學家奧里恩斯（Gordon Orians）在有關這項主題的先驅研究中，分析了大部分人在擁有絕對自由選擇權的情況下心目中的“理想”住所。結果，他們會希望家園位于偏高地勢的頂端，靠近一個湖泊，或一大片海洋，或其他水體，而且周圍環繞著類似公園般的區域。從屋內往外望，他們最希望看到的樹木是頂端擁有寬廣的樹冠層，而主干又生有水平且貼近地面的茂密樹枝，而且還長滿了細小美麗葉片的那種樹木。

這樣的原型剛剛好吻合非洲遍地可見的熱帶大草原風貌，而非洲正是人類數百萬年前的發源地。對于居住該地的人類祖先來說，最安全的地方莫過于一處開闊的空間，因為那兒視野寬廣，可以容許他們搜尋食物，同時警戒敵害。由于擁有相對于其他動物來說頗為脆弱的身軀，早期人類還需要撤退時的掩體，有了樹木，被追逐時就可以逃到樹上去。

難道這只是巧合？人類祖先的居所碰巧和現代人類偏好的居非常類似？所有的動物，包括和人類親緣最近的靈長類，都擁有與生俱來的“按照生存條件選擇棲息地”的習性。因此，不大可能只有我們的老祖宗例外；而人類在農村及城鎮生活的簡短歷史，也不大可能抹去我們基因中的居住偏好。試想，某位住在紐約的百萬富翁，家財萬貫使他擁有自由選擇居所的權利，結果他挑中了一間能俯瞰中央公園的高層公寓，可能的話，還可以望見園中的湖泊，而且陽臺上還擺了一圈盆栽植物。在可能已經超過他理解范圍的更深層意識中，他正在回歸他的本性。

對蛇的迷戀

康涅狄格大學人類學家兼藝術史學家孟德克（Balaji Mundkur），也提出類似的說法來詮釋人類的一項怪癖：對蛇的迷戀。這些爬行動物在人類古代的生活環境中，屬于能輕易引起人們恐慌的動物。其他會引發恐慌的事物還包括蜘蛛、野狼、高處、密閉空間以及奔騰的水流等。只要經歷一次與蛇有關的受驚事件，甚至只是聽了一則可怕的故事，就足以令小孩強烈憎惡和恐懼蛇。諸如慌亂、惡心及冒冷汗等恐懼的感受，是屬于自主神經系統里的反應，超越理性所能控制。這類反應來得非常快，然而，要擺脫它們，卻出奇地困難。

針對蛇產生的這種高度的直接反應，似乎也具有遺傳基礎。以下的明確事實可以作為證據：人們很少會對現代生活里真正具有危險的物品產生恐慌，例如槍支、刀具、電插座以及疾馳而過的汽車等。我們這種動物接觸上列致命源的時間，還不夠長到足以在進化過程中發展出傾向自動避開它們的基因。

世界各地的人不只是排斥蛇類，同時也對蛇類著迷，而且只要安全有保障，人們總喜歡靠近觀察蛇類。蛇類可以說是最常出現在夢中且最常被用作宗教象征物的野生動物——與人類或其他動物雜交混血、成雙成對、生得既巨大又快速而且無所不見；這類夢境的變體就是天神，它們能夠復仇，也能夠傳遞智慧，完全依情境中的詭譎幻想而定。希臘羅馬神話中的蛇杖，也就是眾神的使者墨丘利（Mercury）手中盤繞了一對圣蛇的手杖，如今成為醫學專業的標識。

我的信念

我們這種對蛇類特別關注的根源，可能正和其他靈長類恐懼、著迷于蛇的根源相同，那就是蛇類的致命習性。毒蛇的蹤跡遍布全球，就北半球而言，甚至向北分布到加拿大、芬蘭，而且在大部分地區，毒蛇對于居住在大自然環境中的人類來說，都是一個十分重大的致死源。親生命性的進化過程，正如我在1984 年引用孟德克的證據所詮釋的，它的運行方式如下：經過漫長的進化時間，某些蛇類的致命性在人類心中造成天生的恐懼與入迷。因此，它們不斷以各種含糊象征性的姿態闖入我們的夢中。薩滿教巫醫（Shamans）先知把他們自己的夢當成神諭，將夢中臆想植入神話及宗教里。于是乎，來自這些神圣堡壘、經過轉化后的耀眼神蛇，就堂而皇之地進入了故事和藝術中。

按照自然科學的一般標準，親生命性的證據仍嫌薄弱，而且有關它遺傳源起的理論也太多臆測性質。然而，這個想法的邏輯推論仍屬合理，而且這個主題也實在太重要了，不容忽視。1992 年，一場聚集了生物學家、心理學家及其他學者的研討會，在馬薩諸塞州的伍茲霍爾召開，廣泛討論并評估我們正在進行的研究。其中有些屬于實驗性質，頗為吻合早期的數據，而且很具說服力。1依我看，生來具有親生命性的最重要含義在于，它為恒久的生態保護倫理奠下基礎。如果關懷其他生物是人類的天性，如果我們的部分文化源于自然野性，那么單就這個基礎而言，我們就不應該消滅其他生物。

大自然是我們的一部分，正如同我們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一樣。親生命性是我的最新理論，可以算是在我這大半輩子中，最能持續吸引我的想法。我有如下三個信念：第一，人性終究是生物進化的結果；第二，生物多樣性是人類的搖籃，也是人類最寶貴的自然遺產；第三，如果不考慮上述兩項理念，哲學和宗教將不具太大意義。

天堂海灘上的小男孩

在這本回憶錄中，我為自己也為你們描述了我是如何形成這樣的自然世界觀的。雖說許多源頭埋藏在記憶深處，但是就在我寫下這些字句的時候，就在我66 歲的年紀，它們依然把持著我的想象力。我不愿意舍棄我童年及青年時期留下來的這些珍貴印象。我小心翼翼地守護它們，把它們當成我創造力的來源，不斷地去蕪存菁，并累加由它們衍生而來的產物。在謹遵重復試驗的規條時，所獲得的知識就是我所謂的“科學”。

這些印象營造出一股重力，牽引著我的生涯，圍繞著我的研究打轉。在我心底，我終身都是名探險博物學家。我不認為這樣的概念會太過浪漫或不切實際。或許，一般大眾想象中的自然野地已不復存在；或許要不了多久，每一平方千米的土地都將被人類的足跡踏過。據我所知，亞馬孫河源頭、新幾內亞高地以及南極洲大陸，現在已全都成為觀光旅游的地點。但即使如此，在我想象中的無限新奇的世界中，依然擁有真憑實據。世界上還有許許多多的生物（很可能占地球總物種數的九成以上），仍然是科學界尚未發現的新種。

它們存活在某處，尚未被發覺，甚至連名字都沒有，靜靜等待它們的林奈，它們的達爾文，它們的巴斯德。其中大部分未知物種集中在熱帶偏遠地區，但是，也有許多就存在于工業國家的城市附近。地球，這顆孕育著令人眼花繚亂、多樣生命的行星仍然鮮為人知。

要估量生物多樣性的關鍵，我們必須把觀察尺度往下調整。生物體積越小，其可能分布的未知疆域就越寬廣，待開發的領域也就越深遠。傳統的大型野地也許已經消失，地表上大部分大型物種（哺乳動物、鳥類及樹木）也已被人類觀察和記錄過，但是，微觀的野外世界依然存在于世上，這樣的微型世界存在于任何一把泥土或淤泥中。這些小世界很接近于原始風貌，而且人類還未對它仔細訪查過。細菌、原生生物、線蟲、螨類，以及其他環繞在我們四周的小小生物，與地表結合，構成生機盎然的小宇宙。這些東西擁有無窮無盡的潛力，等著人們去研究，值得人們去贊賞。只要我們愿意把視界從眼前垂直下移一臂之遙，就可以把一輩子投入在一株樹干的麥哲倫之旅上。

如果我的人生能重來一遍，讓我的視野在21 世紀重生，我會做一名微生物生態學者。1 克重的尋常土壤，只不過用拇指和食指輕輕捏起的分量，里面就棲息著100 億個細菌。它們代表著成千個物種，而且幾乎全不為科學界所知。屆時我會在新式顯微鏡和分子分析技術的協助下，進入那個世界。我會穿越沙粒上的森林，乘坐想象中的潛艇，橫過相當于一片湖泊的水滴，追蹤捕食者與獵物，以發掘新的生活方式以及特異的食物鏈；上述的一切，只需要踏出我的實驗大樓不出10步，就可進行探險、發掘。美洲豹、螞蟻和蘭花，仍將會光彩奪目地占據著遠方的森林，只不過，如今更奇特、更復雜、事實上是無窮盡的世界也加入了它們的行列。若時光再次流轉，我仍然會是天堂海灘上的那個小男孩，那個對賽弗柔安水母著迷不已但只瞥了一眼水底怪獸的小男孩。

書名：《博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自傳》作者：[美]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O.Wilson）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作者簡介

愛德華·威爾遜（ Edward O. Wilson ）

1929年6月10日出生于美國亞拉巴馬州，童年時他在天堂海灘一次釣魚事故中右眼失明，但健全的左眼讓他更專注于辨識事物的細微之處。

1946年進入亞拉巴馬大學，專攻昆蟲學。1955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同年開始在哈佛大學執教。其間，他探訪西太平洋群島等地，掌握完整的螞蟻生態分布圖譜。

威爾遜以杰出的科學成就，引發了20世紀生物學的數次革命：與麥克阿瑟共同提出島嶼生物地理學理論，奠定現代物種保護的理論基礎；創建“社會生物學”這一全新學科，引發美國學界與民眾的激烈討論；倡導“生物多樣性”概念，使其成為影響全球的環保理念。

威爾遜非常擅長著述，是文采斐然的科學家，晚年致力于人文科學寫作。《自然》雜志評價他“既是世界級的科學家，也是偉大的寫作者”，先后以《螞蟻》和《論人性》兩度獲得普利策獎。《時代》 雜志將他評選為“影響全美的25人之一”、“ 世紀人物”。

此外，他的代表作還有《社會生物學》《繽紛的生命》《生命的未來》《創世記》《知識大融通：21世紀的科學與人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