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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我們已經與新冠疫情共存近兩年時間。當發達國家在推進疫苗接種計劃并回歸辦公室時，欠發達國家卻在面對疫情導致的極具破壞性的一系列后果。這篇文章來自編譯，文中主要討論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場全球性公共醫療危機對發展中國家產生的更為沉重的代價。這是文章的中篇，主要講述了疫情對發展中國家的具體影響，以及這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種種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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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以西非國家為例

在西非，尤其是幾內亞灣北岸國家加納和科特迪瓦，故事的“主角”不是玫瑰，而是巧克力?？煽蓸涞姆N植與栽培對溫度、濕度和土壤的要求非常高，大部分西非國家都是種植可可樹的最佳之地。

這兩個國家約占全球可可供應量的三分之二?？煽墒强铺氐贤叱隹诹孔畲蟮纳唐贰＜蛹{出口黃金和石油的經濟價值更高，但這對國家來說并不重要，因為這兩種出口商品無法提供很多就業崗位，也無法產生較大的公共財政收入。據經濟學家估計，加納的勞動力人口中，直接或間接與可可有關的多達三分之一。

然而，受疫情影響，巧克力消費量也出現了下跌。當然，在疫情期間，我仍然在吃巧克力，可能你也在吃巧克力。但事實上，很多巧克力都是通過零售商店和自動售貨機售出的。

人們購買巧克力主要是當作禮物（比如，機場銷售的巧克力都是用緞帶禮盒包裝的），也存在沖動消費的情況。此外，在舉辦圣誕節、復活節、萬圣節聚會活動時，人們也喜歡購買巧克力。而更重要的是，除了這些節日，人們一般很少購買巧克力。

在位于非洲西部內陸國布基納法索首都瓦加杜古（Ouagadougou）東北方向的城市濟尼亞雷（Ziniare），一位小女孩正在接種瘧疾疫苗。圖片來源：Olympia de Maismont/AFP/Getty Images

在疫情暴發前，這兩個國家都制定了宏偉的2020年計劃。加納和科特迪瓦都設有國家級機構，專門負責可可交易，并一致同意對可可出口征收一項新的附加費，具體費用為每噸400美元，以作為“生活收入差額（LID）”補貼，從而保障可可農的收入。

巧克力產業每年產值1300億美元，對于數百萬種植可可的西非農民來說，最終到他們手中的收入，只有其中幾個百分點。這些農民的日子過得很艱苦。平均而言，每人耕種面積約3.5公頃（合52.5畝），同時還要養活至少六口之家。

此外，種植可可還是一份艱辛的工作。可可樹很容易被太陽曬傷，可可豆生長在比橄欖球還小一點的豆莢里，需要幾個月才能成熟。在這期間，可可豆還可能會遭受各種害蟲和病原菌的侵染，如黑果病。在過去五年中，可可腫枝病直接毀壞了數十萬公頃的可可樹。

許多可可農只能勉強維持生計。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2018年的一份報告，西非可可農平均一天的收入僅為0.50美元至1.25美元。事實上，現在的種植者往往是中年人，而他們的孩子知道這樣的生活是多么的糟糕，所以基本上都會尋求其他的謀生方式。2019年，當政府宣布“生活收入差額”補貼項目時，種植者都提高了產量，以此希望獲得更多收入。

但與之相反的是，他們發現自己并沒有地方儲存這些可可豆，因此陷入了困境。受新冠病毒影響，巧克力市場萎縮，西方買家要求暫緩發貨。當地的中間商則趁機壓低種植者的價格，以低于正常水平的收購價從種植者手中收購可可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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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響下，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種種難題

花朵萎蔫，可可變質。在了解國際貿易體系未能很好地幫助發展中國家的這些故事后，再去閱讀部分國家要求退出這一體系的新聞，你就覺得不足為奇了。

在此背景下，一些非洲學者和亞洲學者對已故偉大學者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倡導的“斷離（déconnexion）”思想，又重新點燃了研究興趣。阿明所提出的斷離思想，主要倡導的是從只有發達和不發達這兩個極端的不公正國際秩序中跳脫出來。

阿明是埃及經濟學家，其職業生涯大部分時間都在非洲西部國家塞內加爾度過。他主張 “民族化和大眾化”的發展，并主張擁有更多的自主權，或者朝著其提出的經濟獨立戰略方向發展。

他認為，只有經濟獨立才能實現真正的政治獨立。盡管他否認把自己的思想理解為“經濟自立”，即實現完全自給自足的目標，但他認為，一個國家的“對外關系”應該符合國內發展的要求：這么看來，次經濟自立就是最好的選擇。

遺憾的是，幾乎沒有力量鼓勵后殖民非洲國家政權去這么做。唯一的例外，就是塞古·杜爾（Sékou Touré）領導下的幾內亞曾嘗試過走這條路。事實上，全球相互依存度不斷加深的過程，也是各國平等程度不斷提高的過程。根據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在過去二十年里，已有30多個低收入國家步入中等收入國家。

毋庸置疑的是，我兒時成長的國家加納，在21世紀取得了巨大進步。2002年至2016年間，加納的人均GDP增長了四倍。近年來，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體大部分都是非洲國家。而許多與疫情有關的經濟沖擊都是短期的：鮮花和巧克力市場，以及木材和鋁土礦市場都開始出現了反彈趨勢。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能從發展中國家在疫情期間遇到的問題中得到啟發。如果國家忽略市場實情或對內部矛盾置之不理，自主發展戰略就行不通。加納的可可難題就是這么一個實例。2020年2月，加納總統納納·阿庫福-阿多（Nana Akufo-Addo）訪問瑞士時，宣布加納不再依賴原材料出口。相反，加納將目光放在可可加工和制造產業鏈上，如其國鳥茶色雕一般展翅翱翔。

幾個世代之前，加納領導人一心致力于發展鋼鐵工業，這就是他們眼中的現代化。而阿庫福-阿多則把目光放在其他產業上。為什么加納不能有像三角巧克力（Toblerone）那樣設有溫控裝置、傳送帶和包裝機的大型制造廠？誠然，加納缺乏乳制品，糖業發展也微不足道，但可可豆的產量卻相當豐富。

在南非經濟、文化、旅游中心約翰內斯堡（Johannesburg），當地一位志愿者正在引導兩位群眾前往臨時搭建的醫療帳篷區。在那里，人們可以篩查新冠病毒、艾滋病病毒，以及肺結核。圖片來源：Jér?me Delay

然而，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加納的發展過程中也存在需求與利益的沖突。2021年2月，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經濟學家、來自于加納首都阿克拉（Accra）的可可分析師發表了一篇引人矚目的文章，并在文中針對前述問題展開了詳細闡述。

由于加納央行需要增加美元外匯儲備，加納負責管理可可的國家機構必須向跨國公司出售這些商品。與此同時，加納對國內巧克力和可可半成品征收了高達60%的消費稅，以此控制當地生產與消費。對于將大部分生產商品用于出口的公司，還可以享受稅收減免政策，這對希望在當地新興市場發展技術和能力的公司而言，也是一種阻礙。這些法令帶來的結果，皆與阿庫福-阿多發展制造產業鏈的愿望背道而馳。如果加納的可可政策也有吉祥物的話，那一定不會是茶色雕，而是雙頭駱馬。

此外，加納國內矛盾也不少。小農很難通過雙重土地制度獲得農場所有權（在加納，許多土地由傳統酋長控制，因此，土地改革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難題）。西非可可產量在過去一個世紀也幾乎沒有增加。現在，有些項目開始在推廣包括“智能灌溉”在內的可可種植方法，這些方法更復雜、更可持續，但起步卻相對較晚。

這些都是發展中國家會遇到的難題。非洲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主要圍繞漁業、農業或采礦業的原料商品出口而發展。大多數商品在出口前只有最低限度的加工，因此“附加值”極低。你可以發現許多“貧窮背景”的企業，其中還存在許多非正規勞動力和低儲蓄率引發的種種問題。

同時，氣候危機更加讓這些情況雪上加霜。農業生產率低，就需要開發更多土地來種植，而這需要砍伐大量森林，進而加劇氣候變暖，導致農業生產率降低。事實上，不斷變化的氣候就相當于慢動作鏡頭下的新冠病毒，其代價往往都是由承受能力最低的人來承擔。

延伸閱讀：

“同一個世界，不同大流行”：發展中國家為新冠疫情付出沉重的代價（上）

“同一個世界，不同大流行”：發展中國家為新冠疫情付出沉重的代價（下）

譯者：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