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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我們已經與新冠疫情共存近兩年時間。當發達國家在推進疫苗接種計劃并回歸辦公室時，欠發達國家卻在面對疫情導致的極具破壞性的一系列后果。這篇文章來自編譯，文中主要討論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場全球性公共醫療危機對發展中國家產生的更為沉重的代價。這是文章的下篇，主要講述了疫情對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的影響，同時呼吁在面對全球公共危機時，不應該有“南北之分”，所有國家都應該聯手合作、互幫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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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對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的影響

影子大流行對發展中國家造成的最持久影響，可能在學校教育與職業技能培訓等方面，或者是經濟學家所稱的“人力資本”。學校關閉顯然是各地都面臨的一個大問題。在全球范圍內，已經有16億學生的學校教育被迫中斷。然而，非洲的停課時間比全球停課的平均時間更長。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非洲人口的年齡中位數低于20歲（南美洲為31歲）。世界銀行研究員表示，低收入國家“在基礎教育投資方面可能會經歷三年以上的虧損”，這將給未來勞動力的收入帶來相對程度的損失。

對許多家庭來說，問題不在于網絡，而在于用電。2020年4月至8月，某個非政府國際組織在非洲各地進行了采訪，發現許多兒童都沒有接受任何教育。即便有學校通過網絡開設課程，并且家長也有智能手機，但他們卻可能沒有足夠的流量上網課。肯尼亞東北省城市加里薩（Garissa）的一名青少年告訴該組織，之前還可以通過電臺廣播上課，“但我沒有收聽過，因為我家沒有收音機”那位青少年說。

研究人員稱，停課期間，女學生所面臨的壓力尤為嚴重。她們面臨童婚、早孕、家庭虐待和童工剝削的風險更高。出于這些原因，再加上女孩常常被要求撫養孩子和做家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研究員擔心可能有1100萬女孩將永遠無法重返校園。這也是新冠病毒造成的另一種長久影響。

出于各種原因，性別不平等問題也令人擔憂。據估計，女性每多上一年學，其工資就可以增加11.5%，比男性還多出幾個百分點。正如美國前財政部長、哈佛大學前校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提出的那樣：“在發展中國家，回報率最高的投資很可能是女性教育”。

女性的教育程度越高，她們生育的孩子就越少，對每個孩子的投資就越多；孩子也更健康，反過來教育水平也會更高。受教育女性的公民參與率也較高，正如諾貝爾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所說，普及女性教育可以減少家庭中性別不平等的問題。

對男性和女性而言，這事關未來社會的自由和幸福。發展專家們表示，疫情期間的停課可能使7200萬學生陷入“學習貧困”，而這影響的絕不僅僅只有經濟方面，這還包括對人力資本的巨大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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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全球公共危機，不應該有“南北之分”

來自尼日利亞舊都、最大港口城市拉各斯（Lagos）的著名商業顧問桑亞德·奧科利（Sanyade Okoli）告訴我：“新冠病毒如一股浪潮，揭露了我們在衛生系統、教育系統、治理結構等方面的所有弱點。”

我們不僅可以通過有關數據了解這些弱點，而且還可以直接從當地的大街上了解這些弱點。納米比亞首都溫得和克一家通訊公司的女職員向我提供了更詳細的情況：“每天都會有十個人到我家門口乞求食物或工作。”

據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的估計，因新冠疫情而陷入極端貧困（衡量標準是收入每天低于1.9美元）的1.2億人中，80%以上的人都來自中等收入國家，這部分國家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亞、西非大部分國家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國家。

這一點也不足為奇。生活在中等收入國家的人們極易受到全球經濟緊縮的影響，他們既進口又出口，與全球化經濟緊密相連。一段時間以來，這種相互依存的關系為他們創造了驚人的增長空間，但近兩年里，他們就像是上錯了自動扶梯一樣，在向下運行的扶梯上逆向攀爬。

對此，解決方法只有繼續保持錯誤的方向，不要下電梯。即使你想做的只是養花種樹，但種子、肥料以及我們都知道的大環境都與他人密切有關。重建后疫情世界的方法不是退出國際主義，而是加強國際主義。

在肯尼亞城市埃爾達馬勒溫（Eldama Ravine）的大棚里，一位女工正在采摘玫瑰花。圖片來源：Aldo Pavan/Getty Images

災難是碎片化的。我們必須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看待并應對災難。歐洲和北美的發達國家為了阻止疫情蔓延而封鎖國門時，其政府為公民提供了針對性的救助服務。

美國的薪酬保護計劃（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向陷入困境的企業發放貸款，如果滿足某些條件，企業甚至都不需要再償還貸款。在英國，政府也推出了重新振作貸款（Bounce Back Loans）等計劃，以幫助企業以寬松的條件申請貸款。這些計劃算是一種特殊的社會保險，雖然并不完美，但也卓有成效。

國際層面也需要推行類似方法。總體而言，發達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獲益匪淺。我們珍愛巧克力和玫瑰，更不用說組裝手機所需要的鋁、鋰、鉭、釔和釹等金屬。在多方面，這是一項共同事業，一種合作體系，我們也可以從中獲益。

然而，正如大家所知，這個過程中的財富分配并不平均，有獲益多的一方，也有獲益少的一方。如果發達國家的貿易伙伴對這種體系失去信心，他們可能會直接退出體系，并且損失慘重。這對發達國家來說亦是如此。

因此，有了共同責任感，這一體系才能得以繼續推進，實現可持續發展。出問題時，作為該體系的受益者，我們需要承擔國際責任，做出如我們在國內采取的措施，幫助欠發達國家渡過難關。如果發達國家為控制疫情采取公共衛生應對措施，會導致地球上其他國家的人們陷入貧困，那這也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風險轉移至最弱勢的群體身上時，全球一體化體系便岌岌可危。

新冠疫情時代，人們對國際責任的想法時常荒謬又狹隘，似乎以為給疫苗短缺的國家運輸更多疫苗就夠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需要更多如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Covax）這樣的項目，但再多的疫苗都無法消除不平等所造成的道德與實踐風險。

在發達國家，經濟動蕩可以給更多的人送去失業救濟金。而在欠發達國家，經濟動蕩只會讓更多的人走向墳墓。如果過去一代人為應對全球貧困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振奮人心，那么這也只能說明，這些成就只是曇花一現。

來自尼日利亞的商業顧問奧科利（Okoli）回憶說，在疫情初期，有經濟能力的人會照料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她幽默地補充道：“我們覺得，如果不幫助他們，我們也會跟著遭殃。”

圖片來源：Unsplash.com @Toa Heftiba

后疫情時代，唯一的出路就是公平對等、互幫互助

借用著名經濟歷史學家亞當·圖澤（Adam Tooze）的話說，新冠大流行是“人類世上首次出現的真正全面危機”。在他看來，全球化極大地推動世界經濟公平和社會公平發展，他稱之為“千禧年愿景”，這一點不再是絕對定律。但問題在于，該用什么來取代全球化？

為了解決后疫情世界的全球不平等問題，我們需要實施更多幫扶弱勢群體的措施。僅靠疫苗根本無法解決各國相互依賴的脆弱性和不平等問題。盡管如此，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人員也應該認真思考一系列問題：如果負債政府把錢用在刀刃上，那政府債務應該如何重組、免除或以其他方式減少；如何發展更加智慧、更加可持續的農業（以及其他形式的資源）；如何改善區域治理和國家治理；如何建立并維持既靈活又包容的全球性機構等等。

當然，還有如何讓援助發揮出最大的積極作用。今年年初，在歷史呼喚進步之際，英國宣布削減40億美元對外援助，這是一種倒退。對國外援助的批評聲音中，有一種非常體貼的觀點：我們希望政府對人民負責，而不是對海外捐贈者和貸款者負責。但正確的援助（包括過去一年半時間里世界銀行集團為應對新冠疫情籌集融資和暫停償債）不應該讓人們對國家治理產生這種扭曲心理。人類能力的拓展從來都不是無底的金錢洞。

早在疫情暴發之前，我們就從氣候問題中得知：一地出事，殃及多地。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不能將大流行病理解為一次突發性的醫療危機，而是會涉及到各方各面的綜合危機。

全球最大的研究慈善機構維康信托基金會（Wellcome Trust）主席杰瑞米·法拉（Jeremy Farrar）在疫情初期說了一句廣為人知的話，“擺脫疫情的唯一戰略就是科學防疫。”但是，盡管科學防疫非常有必要，但這遠遠不夠，畢竟，我們擔心的并不僅僅是擺脫疫情，還有疫情反彈。對內團結一致的民族主義熱潮令人向往，但我們仍需要抵制自給自足、固步自封的幻想。更確切地說，后疫情時代的我們，需要對共同義務有更深刻的認識。

對此，我聯想到納米比亞的恩戈希向我訴說依靠她謀生的人對她的影響。她說：“有時候，當你醒來時，你會覺得自己受夠這一切。但一分鐘后，你又會覺得，自己必須做些什么。如果我只是賴在床上，沉湎于痛苦之中，那大家明天能吃什么？”

他們靠她而活，她終究也需要靠他們而生。圍繞這些相互關愛的小圈子，我們需要在全球范圍內建立更大的圈子。恢復能力不應該只是發達國家的專屬能力。國際形勢更公平、更安全，這要求我們盡可能廣泛地掌握系統性風險的動態。而無責任而言的貿易，本身就是一種承擔不起的風險，它就像巧克力那般誘人，又像鮮切花那般容易腐爛。

延伸閱讀：

“同一個世界，不同大流行”：發展中國家為新冠疫情付出沉重的代價（上）

“同一個世界，不同大流行”：發展中國家為新冠疫情付出沉重的代價（中）

譯者：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