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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特朗普政府后期，美國立法和執法部門紛紛發起對硅谷巨頭的反壟斷調查。拜登政府上臺后，也決心削弱科技巨頭的權力。然而，在過去25年間，科技巨頭以指數級速度迅速崛起，它們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權力。這些“野馬”現在是否已經“脫韁”？還能“馴服”嗎？這篇文章來自編譯，文中針對這一問題展開了深入的討論。這是文章的下篇，文中從現實和歷史角度分析了馴服科技巨頭的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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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一位勇敢的記者喀什米爾·希爾（Kashmir Hill）開展了一項有趣的實驗，來測試自己是否可以不使用亞馬遜、Facebook、谷歌、Microsoft和蘋果等科技巨頭的服務。

“整整六周，我把它們完全清出了我的生活，嘗試讓它們無法以任何方式獲取我的信息，或者通過我實現變現。我不僅僅是把iPhone鎖在柜子里放一周，或者只在當地實體店買東西，而是真正地，徹底地將我和這些公司隔絕開，它們接觸不到我，我也接觸不到它們。我想知道做到這些有多難，或者說，我是否能夠做到，畢竟這些科技巨頭主導網絡的方法實在太多了，你根本不知道盡頭在哪里。”她在報道中寫道。

希爾的實驗結果很有意思。通過她的實驗，我們知道，我們如今的生活建立在一個技術基礎設施之上，而僅有少數幾個商業巨頭擁有、運行并控制著這個設施，除非你準備銷聲匿跡，否則目前沒有徹底逃離的辦法。

不過，該實驗最令人警醒的發現或許是，我們所使用的幾乎所有數字服務，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由亞馬遜的云計算服務AWS提供支持。在某種程度上，這或許也可以解釋，為什么西方政府會在有關科技巨頭，尤其是亞馬遜的問題上如此謹小慎微了。

事實上，哪怕是民主大國的安全部門也在使用亞馬遜云計算服務（AWS）。隨便舉幾個例子，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自2014年就開始在使用AWS服務；最近還有報道透露，英國情報機關已與AWS簽署了一份價值5億多英鎊的合同，將通過AWS服務存儲其機密資料，進一步拓展對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的使用。英國政府通信總部（GCHQ）牽頭采購了這一高安全性的云系統，軍情五處（MI5）、軍情六處（MI6），以及國防部（the Ministry of Defence）等機構也都將使用該系統。

我們所使用的大部分數字服務，都依靠于亞馬遜AWS云計算服務。圖片來源：Reuters Staff/Reuters

當然，這些協議都伴隨著老一套的官方說辭——一切都好等等。不過，這的確會讓人懷疑，面對這個涉及到國家安全的新伙伴，未來的英國政府是否還會對其展開嚴格監管。

民主國家的特點是法治約束。但正如法律環境會隨著時間變化，過去幾十年間，對待壟斷力量的司法態度也在改變。

189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第一部反壟斷法案《謝爾曼反壟斷法》（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該法案的目的是防止權力集中在少數大企業中，從而損害較小型企業的利益。也正是因為這部法案，美國司法部（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擁有了懲戒違法者的權力。

大致來說，《謝爾曼反壟斷法》主張“大等于壞”。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里，這一理念一直影響著競爭執法和思想。但是，和大多數重要法案一樣，在立法后的幾十年間，隨著新產業的發展和環境的改變，原來的法案執行起來越來越困難。

隨后，1978年，美國著名法官羅伯特·博克（Robert Bork）出版了《反壟斷悖論》（The Antitrust Paradox）一書。在這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中，博克詳細描述了《謝爾曼反壟斷法》是如何失去作用的：雖然該法案的最初目的是保護競爭，但它已逐漸成為無能和不盈利企業的護身符，這對美國經濟并無好處。

博克認為，比起關注企業合并（即企業規模），反壟斷行動更應該把消費者的利益放在首位，即在現實中保護消費者免受不公平高價的侵害。對于短期內迅速壯大的公司，只要沒有證據表明其侵害了消費者的權益，那么這一事實本身就沒有問題。“大”不再一定意味著“壞”。

在1978年，沒人會想到，博克的觀點竟成了科技公司成長為巨頭的“免罪金牌”。人們無法指責他們侵害消費者的權益，因為他們的產品要么“免費”（比如谷歌，Twitter和Facebook所提供的產品），要么極具競爭力（比如亞馬遜的產品）。

科技公司由此獲得了自由。硅谷億萬富翁彼得·泰爾（Peter Thiel）在其著作的暢銷商業書刊《從0到1》（Zero to One）中，就清晰地體現了這一點，令人印象深刻：“任何成功的企業最終都會走向壟斷。”他寫道，“競爭是留給弱者的。”

《反壟斷悖論》中的傳統觀點或許可以解釋，當這些公司擴張時，民主國家的監管者為何不予干涉。不管怎樣，這降低了他們采取行動的熱情，而在當時采取行動或許會更有效。

從這層意義上來講，過去幾年最重要的發展或許發生在2017年，一位名叫莉娜·可汗（Lina Khan）的法學生在《耶魯法學雜志》（the Yale Law Journal）上發表了一篇極具影響力的文章。

在某種程度上，可汗的那篇文章主旨從其標題中就可見端倪——《亞馬遜的反壟斷悖論》（Amazon’s Antitrust Paradox），與博克的書名呼應。該文對監管應該注重消費者利益的傳統觀點發起了正面挑戰。

可汗的觀點是，公司不能因為讓消費者感到滿意就不受約束。得益于監管者的放任，亞馬遜通過多年發展，積累的結構權力已滲入越來越多的經濟領域。亞馬遜掌握著無比龐大的用戶數據，極具商業侵略性；靠著規模巨大的物流倉儲基礎設施，亞馬遜擁有的權力遠遠超過其實際市場份額。

在某種意義上，這就和1890年代，約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及其巨頭伙伴對鐵路的壟斷一樣。“成千上萬的零售商和獨立商戶必須搭上亞馬遜的‘鐵軌’，才能到達市場，”可汗寫道，“他們正變得越來越依賴自己最大的競爭對手。”實際上，這和過去那段灰色歲月沒什么差別。

當地時間今年7月9日，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以促進該美國各行業的競爭。圖片攝于簽署行政命令現場，現任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主席莉娜·可汗（Lina Khan）向拜登總統呈遞用于簽署的筆。圖片來源：Evelyn Hockstein/Reuters

可汗的那篇文章點擊量超過14萬，可謂是法律論文界的“超級暢銷書”。但問題在于，這篇文章會和40年前博克的書一樣，改變有關反壟斷的傳統觀點嗎？

從早期跡象來看，這一點已經做到了。在由美國眾議院反壟斷小組委員會（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titrust subcommittee）主導的科技巨頭權力壟斷調查中，可汗已經是領軍人物之一。

2020年9月，喬·拜登（Joe Biden）當選美國總統。2021年3月，拜登任命可汗擔任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主席，該聯邦機構的主要任務就是執行美國民事競爭法和促進消費者保護。

監管環境的改變還體現在拜登的其他核心職位的任命上，多個科技巨頭批評者都被授予了重要職位。比如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華裔教授吳修銘（Tim Wu），以及組織2018年谷歌大罷工的谷歌前員工梅雷迪恩·惠特克（Meredith Whittaker）。在那場大罷工中，共有約2萬名員工抗議公司處理高管性騷擾指控的做法不當。

這些改變非常重要。科技巨頭全是美國的公司。因此，聯邦政府是唯一能夠在這一產業中實現深層次結構性變革的公共權力機構。其他以歐盟為首的權力機構能夠在其管轄范圍內，對這些公司的行為做出強制命令，但只有美國政府能讓谷歌放棄YouTube，或強制要求Facebook拆分Instagram和WhatsApp。

拜登政府的變革是好事，因為這說明這頭沉睡的民主巨獸終于要醒來了。但前路漫漫，這些還只是開始。在上一場美國政府和科技巨頭的大較量中，美國政府以微軟公司濫用其在PC操作系統中的壟斷權力為由，試圖拆分該公司。然而，美國政府并未如愿以嘗，而從啟動這一指控到事件最終結束，時間跨度超過4年之久。如今，類似的訴訟和行動層出不窮，但鮮有跡象表明，哪個案子會比當初微軟事件更快得到結果。

幾年前，政治理論家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在其著作的《信心陷阱》（The Confidence Trap）一書中指出，民主國家天生自滿，并且沉迷于一種危險的信念：只要時間足夠，他們就能應付一切。

在氣候危機之下，這種自滿的代價日益凸顯，而對民主國家而言，一個事關其存在的問題是，在遏制科技巨頭的權力時，他們是否還會重蹈覆轍。

譯者：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