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正在涌向LiveHouse，將這里作為精神烏托邦，他們并不知道，自己的消費并沒能撐起這一行業。

近些年，LiveHouse成為年輕人喜愛的一種現場音樂場所，但作為舶來品，LiveHouse一直難以擺脫小眾的標簽。

前不久，成都小酒館迎來了25歲生日，許多來自全國各地的搖滾樂隊和獨立音樂人都在現場為小酒館慶生。

老狼來了，并唱了一首聲音玩具的《沒有人能夠比我們更接近對方》，聲音玩具的主唱歐迦源則翻唱了老狼的《虎口脫險》。在場的還有音樂人丁薇、李泉、木瑪、邊遠以及馬賽克樂隊、海龜先生樂隊、阿修羅樂隊等。

??老狼在成都小酒館 受訪者供圖

某種程度上，小酒館是國內元老級的LiveHouse。二十多年前，主理人史雷從北京來到成都，經營小酒館至今，一路見證成都獨立音樂走向蓬勃發展的同時，也伴隨眾多本土原創樂隊成長。

在國內，存活如此多年的LiveHouse并不多見，杭州酒球會同樣是少數之一。成立于2010年的酒球會，是杭州最老牌的LiveHouse。多年前，主理人王滌在北京河酒吧聽民謠，那是野孩子樂隊創辦的一個民謠音樂人“聚集地”，萬曉利、小河、張瑋瑋都算是那走出來的民謠歌手。

后來，河酒吧支撐不住而倒閉，王滌萌生了在杭州開一家LiveHouse的想法。于是，酒球會成為他心中河酒吧的另一種延續。不過，經營LiveHouse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酒球會也曾一度走向倒閉的邊緣。

??酒球會的演出現場 受訪者供圖

《2020中國音樂產業發展總報告》顯示，2020年，音樂類演出票房總收入73.79億元。其中，Livehouse票房收入3.75億元，僅占到演出大盤5%。

2019年對LiveHouse是個契機，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將新褲子、痛仰、刺猬等獨立樂隊推向臺前，LiveHouse也迎來前所未有的關注。但隨著熱度逐漸趨于冷靜，更多LiveHouse還掙扎于水深火熱之中。

越來越多的LiveHouse決心從“情懷”走向“生意，探尋生存之道，這不僅關乎是否盈利的現實意義，更為重要的是，走過探索階段的LiveHouse，下一步應如何面對行業不斷發展帶來的商業化難題。

01 夢想照進現實

對于大多數擁躉者而言， LiveHouse不僅是一處單純的演出空間，更像是一個“精神烏托邦”，一群人為了某種“歸屬感”相聚在此。

LiveHouse背后的主理人，多數也是源于這樣的初衷入行。

鄭州7LIVEHOUSE主理人沈毅曾在大學時期組建過樂隊，后來樂隊解散，他又經歷了一段時期的創業，2007年，他決心開一家LiveHouse。“回到這個行業做這個事兒，是自己的熱愛和夢想。”沈毅說。

??7LIVEHOUSE 受訪者供圖

夢想照進現實，現實卻極為殘酷。起初，包括他在內還有幾位合伙人，但開始運營后，人員卻不斷減少。“當時的合伙人都是音樂愛好者，也有原來樂隊的成員，大家本來就沒有什么經濟實力，更沒有想過經營LiveHouse會這么艱難。”

一開始，7LIVEHOUSE沒有任何模版和方向參照。“沒有人知道應該如何做適合樂隊的演出場地，而且在十幾年前，不管是場地、設備，還是樂隊、市場環境都還不成熟。”沈毅坦言，7LIVEHOUSE很長一段時間都處于摸索階段。

“那段時間，一般的演出大概只能賣出去三、四十張票，甚至更少，房租都不夠付。”沈毅稱，成立至今，7LIVEHOUSE前后投入200余萬元，直到2017年才基本做到經營的收支平衡，后續逐漸盈利。

如今，7LIVEHOUSE依舊是鄭州唯一一家LiveHouse。在沈毅看來，“如果沒有真正的熱情支撐著，做不了這個生意。”

王滌有同樣的心境。2014年，王滌一手創辦的酒球會處在倒閉邊緣，當時距離開業已經過去4年。“最難的時候欠了接近600萬元，靠著向很多朋友借錢才能維持經營。”王滌直言，那是酒球會的一次“生死關”。

后來，經歷一些經營調整，酒球會的收益才逐漸穩定。但直到現在，也算不上真正賺到了錢。“酒球會每年的營收還在用來還之前的債，原本預計2020年將欠款都還清，但因為疫情影響，還款時間只能延后。”王滌說道。

02 在生死線徘徊

曾經有一段時間，大批國內老牌LiveHouse相繼關停，能存活至今的LiveHouse是幸運的。但某種程度上，幸運來源于痛定思痛后的改變。

情懷和經營，很長時間在LiveHouse主理人心中是兩個矛盾的存在。體現在現實中，多數LiveHouse長期都因為只講情懷而在生死線徘徊，直到他們開始將LiveHouse當作一門生意。

此前，LiveHouse基本依賴演出票房維持收益，而票房的好壞取決于樂隊自身流量和名氣。但樂隊成長本身又需要一定時間，某種意義上，LiveHouse成為樂隊的“培養皿”，承擔了一些演出風險，經營收入更難以穩定。

“到目前為止，真正做到靠演出能夠盈利的場地，全國不超過20個。”王滌告訴時代周報記者，最初，他只把酒球會當成夢想，沒有從商業的角度，符合基本的商業邏輯去運營。

“租場地、養團隊、維護設備，這些成本都需要營收來支撐，至少要把房租和員工的生活費掙出來，但是一開始我們都沒有做到。”王滌坦言。

多名LiveHouse從業人士都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LiveHouse的經營成本高昂，幾年花掉上百萬元是業內常態。

與此同時，LiveHouse還面臨“內容稀缺”的痛點，在目前的國內音樂市場，樂隊依舊不成規模，難以支撐LiveHouse的內容需求。

“數量上，國內樂隊相比國外便有一定的差距，現實中，能讓LiveHouse掙錢的樂隊更是少之甚少。”在沈毅看來，有流量的樂隊不夠LiveHouse分配，大多數資源更是掌握在頭部場地手中，三、四線城市的LiveHouse基本沒有機會。

從可持續商業化的運作角度來說，LiveHouse存在的瓶頸還有：難以實現標準化。

一方面，LiveHouse尚未出現清晰的商業模式，每個場地的商業化運營階段不同，盈利的方式也不同；另一方面，不管是人才、文化還是內容、形態，幾乎都存在差異。

2017年，拿下數千萬元Pre-A輪融資的MAOLiveHouse，曾嘗試在全國進行連鎖化擴張，通過全資和合資的模式進行經營。

但沈毅認為：“各地的文化氛圍不一樣，LiveHouse對于每個城市而言，都有自己獨特的氣質。制定統一的規則并不容易，每一家LiveHouse本身都很有個性，是非規范化的。”

“也許未來會有巨大的資本把很多LiveHouse都收入麾下，但獨立的場地依舊也會存在。”沈毅相信。

03 奔赴下一場

逐利的資本自然也是看到了LiveHouse仍有想象空間。

最明顯的契機是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的播出。“《樂隊的夏天》不僅對獨立音樂、搖滾樂的音樂文化有推動作用，對整個LiveHouse產業也有推動的作用。”史雷認為，很多年輕群體逐漸將在LiveHouse看一場演出，當成一個文化的休閑方式，“就像去看場電影，或是看脫口秀、話劇一樣。”

一個明顯的感覺是，想投錢的人逐漸多了起來。據王滌透露，2020年，一家國內頭部的共享充電企業曾找過他談合作，想加入酒球會。“他們設想LiveHouse可以像小酒吧海倫司那樣，迅速達到快速擴張。”

7LIVEHOUSE和小酒館也同樣遇到投資機構遞來的“橄欖枝”。但沈毅認為，在沒有看到清晰的商業路徑之前，7LIVEHOUSE并不會接受資本的進入，“這會影響我對這個事業的初衷。”

史雷則表示，與資本的談判是雙方標準走向一致的過程，如果沒有達到，小酒館選擇保持獨立的狀態。

與資本或多或少的接觸后，LiveHouse經營者們被直接或間接“教育”，開始思考關于運營、坪效、內容在內的商業化考量。

今年2月，近百家LiveHouse的主理人在合肥聯合舉辦了“首屆LiveHouse行業論壇”。大家自費參會，坐在一起，整整聊了三天——關于如何堅持下去，如何生存得更體面一些。

打造一個“復合型”空間場所被反復提起。

比如，增加附加值業務，LiveHouse可以提供酒水類消費；或者做成音樂餐吧，提供餐飲服務；也可以舉辦Party、脫口秀，增加適合年輕人的活動。總而言之，需要把空間利用起來。

??酒球會 受訪者供圖

“酒球會一直在做酒水類服務，基本將酒水消費與live消費做到較成功的結合。”在王滌看來，想要獲得商業回報，就要學會“彎腰”去做很多事情。沈毅也透露，7LIVEHOUSE嘗試在LiveHouse加入簡餐，還有關于樂隊周邊的零售服務。

多元的其他可能性，還包括走出LiveHouse本身的空間。

2018年，史雷在成都創建文創園區“院子文化創意園”，尋求與城市文化和獨立音樂場景產生更多的連接，進一步孵化和激活年輕群體。在史雷看來，單純做LiveHouse的競爭壓力較大，這是小酒館與城市深入連接的方式，他想以更多的方式生存。

不止是獨立空間的迭代，沈毅正在專注于內容廠牌，孵化與培養本地樂隊，為他們提供唱片錄制及出品、宣傳推廣等一系列服務；而王滌準備做一個大型的音樂節策劃，帶年輕樂隊到全國各個城市巡演，讓更多新樂隊能走出來。

“也許有一天，國內會有一個城市像代表戲劇的烏鎮一樣，是一個跟音樂相關的地方，成為一個‘音樂愛丁堡’。”王滌暢想道。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19號商研社”（ID:time_biz），作者：涂夢瑩，編輯：洪若琳 ，36氪經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