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eldset id="82iqi"></fieldset>
    <tfoot id="82iqi"><input id="82iqi"></input></tfoot>
  • 
    <abbr id="82iqi"></abbr><strike id="82iqi"></strike>
  • 36氪領讀 | 先有發明還是先有需求,這是個問題

    本文摘編自《槍炮、病菌與鋼鐵》,[美]賈雷德·戴蒙德著,36氪經授權發布。

    一般認為,要是社會中有一種普遍的需求不能滿足,或者是某項技術不如人意,人人盼望改善,就會產生發明。有發明天賦的人察覺到社會的需求,受到經濟(金錢)或社會文化(聲譽)因素的驅策,就會著手發明創新。有些發明家最后成功設計出優越的產品,取代不如人意的技術。要是新發明符合社會的價值觀,與其他技術也能兼容,這個社會就會采納那個新發明。

    需求是發明之母嗎?

    說起來,符合“需求為發明之母”這個常見觀點的發明,還真不少。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進行,美國政府展開“曼哈頓計劃”,目標就是發明制造原子彈的技術,并且要趕在納粹造出原子彈之前完成。那個計劃在三年內就成功了,共花了20億美元(約相當于現在的200億美元)。其他的例子還有:1794年伊萊·惠特尼發明軋棉機,從棉花中分離出棉籽,就是因為在美國南方那是非常耗費人力的工作;1769年瓦特改良蒸汽機,是為了把水從英國的煤礦中抽出來。

    這些熟悉的例子誤導了我們,讓我們以為其他的主要發明也是響應需求的產物。

    事實上許多甚至是大部分發明是好奇心的產物。發明家動手動腳、修葺補綴,做出巧奪天工的玩意兒,往往是福至心靈、妙手偶得,事前哪里有什么目標、藍圖?一旦發明了一件事物,發明家必須做的就是為它找個事做。只有在新發明“工作”了一段時間后,消費者才會覺得他們“需要”那件發明。

    還有一些新發明,在經過一段時間后發明的初衷被忘記了,因為消費者為它們找到了新的用途。事后才找出用途的發明并不罕見,現代史上許多重大的技術突破都屬這一類,例如飛機、汽車、內燃機、電燈泡,以及留聲機和晶體管。

    所以,往往發明才是需求之母,常見的觀點把兩者的關系弄反了。

    機動車是對我們而言用途明顯的發明。不過,它不是發明來應付任何需求的。1866年,德國人尼古拉斯·奧托建造了第一部內燃機,那時馬匹作為人類陸上交通工具已有近6000年,蒸汽動力的火車才出現幾十年,重要性逐漸增加。當時的馬匹供應并沒有什么危機,大眾對鐵路運輸也沒有什么不滿。

    奧托的內燃機動力不強,很笨重,高達7英尺,不像是能比得上馬匹的樣子。直到1885年,內燃機的設計才得到了改進,另一位德國發明家戈特弗里德·戴姆勒將其裝在一輛自行車上,那就是世界上第一輛摩托車;他等到1896年才造出了第一輛卡車。

    1905年,機動車仍是有錢人的玩具,昂貴且靠不住。大家對馬匹、火車仍然非常滿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軍方才意識到需要采購卡車。戰后,卡車制造業者與陸軍展開密集游說,終于讓大眾覺得他們需要機動車,于是在工業國家中卡車逐漸取代了馬車。這場變革,即使在美國最大的城市,也花了50年才完成。

    由于新發明的早期原型多半表現不佳,很難看出什么用途,發明家往往必須孤單地堅持很久,以改善他們的發明。

    最初的照相機、打字機和電視機,都與奧托那7英尺高的內燃機一樣不合用。因此發明家本人難以預測自己的原型是否必然有用,而確定有用后,才可能繼續投資改進。美國政府每年發出7萬件專利憑證,只有少數能達到商業生產的階段。一些重大發明找到了用途,而無數的發明根本找不到用途。此外,一些發明在一開始就做得能滿足發明的目的,后來又因為發現新用途而變得更有價值。瓦特的蒸汽機原本是為了從礦坑中抽水設計的,后來卻用來推動軋棉機,連火車與船都用上了。

    我們并不是要否定瓦特、愛迪生、萊特兄弟、莫斯以及惠特尼的成就,他們或者大幅改進了既有的發明,增加了發明的銷路,或者因他們的改進,產品才有了商業價值。最后世人接受的新發明,它們的樣子也許是那位公認的發明家決定的。

    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世界史的基本模式,會不會因某些天才沒有在某時某地出生而發生有意義的變化?

    答案很明顯:歷史上從來沒有那樣的人物。所有世人熟悉的著名發明家,都既有先驅,也后繼有人。他們讓人記得,關鍵在于,在社會有能力利用他們的產品的時候, 他們做出了適當的貢獻。

    創新是從而哪兒來的?

    創新是打哪兒來的呢?除了過去有過幾個和外界完全隔絕的社會,絕大部分社會中大部分新的技術不是當地發明的,而是從其他社會采借來的。當地發明與采借兩者的相對重要性主要取決于兩個因素:發明特定技術的難易程度,以及該社會與其他社會的接近程度。

    一些發明是在擺弄自然原材料的過程中產生的。這樣的發明有可能獨立發展許多次,分別在不同的地點、不同的時代。

    文字是個好例子,創造文字的點子是不可能靠觀察自然物得來的。文字只被獨立發明過幾次而已,而字母可能在世界史上只被發明過一次。其他高難度的發明,包括水輪、轉磨、齒輪、羅盤、風車、暗箱,在舊大陸只被發明了一次或兩次,在新大陸則從來沒有被發明過。

    那樣的復雜發明通常會被采借來,因為傳播的速度比本地人自行發明快多了。一個清楚的例子就是輪子。輪子在大約公元前3400年出現在黑海附近,接著在幾個世紀內傳遍了歐亞各地。舊大陸那些早期的輪子都一個樣:以三片木板拼成的實心圓,而不是我們熟悉的有輪圈和輻條的輪子。美洲土著社會只有一種輪子(墨西哥的陶器上有輪子圖案),是用一片木板做的,可見是美洲獨立發明了輪子—其他的證據也表明,古時候新大陸與舊大陸的文明并無接觸。

    人類過了700萬年沒有輪子的歲月,然后短短幾百年間,舊大陸各地出現了一模一樣的輪子,這是巧合嗎?沒有人會相信。實情應該是:因為輪子很有用,所以一定會很快地向東西兩個方向傳播,最后舊大陸各地都有了輪子。還有一些復雜技術,也是從其在西亞的發源地迅速向東、向西傳播的,例如門鎖、滑輪、轉磨、風車—當然,還有字母。新大陸也有類似的例子,例如冶金術從安第斯山脈北傳,通過巴拿馬地峽進入中美洲。

    一項用途廣泛的發明問世后,通常會以兩種方式散布到其他社會。一種方式是,其他社會的人看見或聽說了這項發明,覺得有用,就采用了。另一種方式是,沒有該項發明的社會處于明顯的不利地位,而擁有那項發明的社會,有時能控制其他社會。

    發現自己處于不利地位,當然得采取行動。

    滑膛槍在新西蘭毛利部落間的傳播,就是一個簡單的例子。大約在1818年,毛利部落的納普希族人從歐洲人手里得到了滑膛槍。之后的15年內,新西蘭島上“滑膛槍之戰”就沒停過,島上沒有滑膛槍的部落,不是引進了滑膛槍,就是被其他擁有滑膛槍的部落吞并了。到1833年,島上還存在的部落都有了滑膛槍。

    一個社會從發明了新技術的社會采借該技術,這樣的事可能在各種各樣的環境中發生,包括和平時期的貿易往來(例如1954年日本從美國買到了半導體技術)、間諜活動(如552年,蠶繭由東南亞偷運到中東)、移民(如 1685年,法國20萬名胡格諾派教徒遭到驅逐,而將玻璃和服裝業輸往歐洲各地),還有戰爭。

    技術的維護與傳播

    各個社會從別處采借技術的機會因所處的地理位置而并不相同。

    近代史上最孤零零的族群就是塔斯馬尼亞島的島民了。塔斯馬尼亞島距澳大利亞100英里,島民沒有航海工具。其實澳大利亞本身也是非常孤立的大陸。塔斯馬尼亞島島民在1萬年的時間里沒有與任何社會接觸過,他們只有自己發明的東西,沒有采借過任何技術。

    新幾內亞、澳大利亞與亞洲大陸之間隔著印度尼西亞,所以亞洲的發明傳到新幾內亞、澳大利亞的只有些許。

    最能從技術傳播得益的社會,是位于各大洲要沖之地的社會。

    技術在這些社會發展得很快,因為這些社會里的人不僅有自己的發明,還能接觸到其他社會的發明。例如,中世紀的伊斯蘭世界居于歐亞大陸的中間點,既能輸入中國、印度的發明,又能承襲古希臘的學問。

    我們通常認為有用的技術一旦問世,就會流傳下去,直到有更新、更好的技術替代為止。實際上,技術不僅要有取得的途徑,取得之后還得善加維護,才能流傳久遠。維護之道并無定法,許多難以預測的因素都會影響社會維護既有技術的能力。每個社會都有社會運動與流行熱潮,很多時候,沒有經濟價值的玩意靠炒作翻了天,有價值的東西卻被棄如敝屣。

    而且技術會催生新的技術,因此一件發明的傳播很可能比發明本身重要得多。技術的歷史就是自體催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速度不斷飛躍,每一時刻的變化都帶來下一時刻的變化。工業革命之后的技術爆炸讓我們驚訝不已,但是中世紀的技術進步比起青銅時代,也可用爆炸來描述,而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技術與青銅時代的技術也不可同日而語。

    技術往往會自我催化,原因之一在于,對先前比較簡單的問題有很好的掌握后,才能進一步發展技術。

    例如,石器時代的農民不會直接去開采鐵礦煉鐵—那必須有高溫的熔爐才成。人類利用自然露頭的軟質純金屬礦(銅與金)至少有幾千年了,因為那些金屬不需高溫熔煉,用錘子錘打就成了。人類也花了幾千年以簡單的爐灶燒陶,然后煉銅,制作銅合金(如青銅),煉銅不需要煉鐵那么高的溫度。肥沃新月地帶和中國,都是在累積了約2000年制作青銅器的經驗后,才普遍用上鐵器。歐洲人發現美洲時,美洲土著剛開始制作青銅器,還沒有到制作鐵器的地步,他們沒有機會走完自己獨立發展出來的技術道路。

    自我催化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新技術、新材料出現后,將它們組合可產生更新的技術。

    舉例來說,為什么谷登堡在1455年印制了《圣 經》之后,印刷業就在中世紀的歐洲以爆炸性的速度傳布開來?而無名印工在公元前1700年印制了斐斯托斯圓盤之后,卻什么也沒觸發?部分原因在于,中世紀歐洲的印刷業者能夠將6種新技術組合在一起,而這些新技術大部分是斐斯托斯圓盤的制作人聞所未聞的—紙張、活字模、冶金術、印刷機、油墨與文字。

    谷登堡發展出金屬鑄字字模,以解決活字印刷最大的問題—字號不一。他能成功,是因為當時冶金學已有許多進展:鋼可用來做沖壓器,青銅或黃銅合金可用來做字模(后來被鋼取代),鉛可用來做鑄模,錫鋅鉛合金可用來做活字模。谷登堡印刷機的前身是螺旋壓榨機,原來用于榨酒或榨橄欖油。他使用的油墨,是在通用的墨水中加入油改良而成的。至于以字母拼寫的文字,已有3000年的發展史,中世紀的歐洲繼承了這一筆遺產,使活字印刷成為比較經濟的書籍制作方式,因為只要鑄造幾十個字模就成了,中文的話,至少需要幾千個常用字模才夠印書。

    各大洲在面積、人口方面的差異,各洲對內對外聯絡的便利,食物生產興起的時間,都對技術的起源與發展造成了影響,所有這些影響,都因技術的自體催化特性而更加擴張了。歐亞大陸在起步上就領先,到1492年,起步時的領先已造成了巨大的差異。歐亞大陸獨特的地理條件是推波助瀾的主力,而不是歐亞族群的智力。

    我認識的新幾內亞人里,就有智力堪比愛迪生的天才。只不過,他們沒有用聰明才智來發明留聲機,而是致力于解決和所處環境相關的技術問題:如何在沒有外來物品的情況下在新幾內亞的叢林中生存?

    書名:《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作者:[美]賈雷德·戴蒙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作者簡介

    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生理學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國家科學院院士,是當代少數幾位探究人類社會與文明的思想家之一。戴蒙德的研究使他獲獎無數,包括美國國家科學獎、美國地理學會伯爾獎、泰勒環境貢獻獎、日本國際環境和諧獎等。他的代表作包括《槍炮、病菌與鋼鐵》、《第三種黑猩猩》、《崩潰》、《昨日之前的世界》、《劇變》、《為什么有的國家富裕,有的國家貧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