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要刺激，要娛樂！

1997年1月1日，這是湖南電視臺正式上星播出的日子。

就在一年前，剛剛創辦的湖南經視上升勢頭異常兇猛，自制綜藝節目《幸運3721》更是取得了高達66%的驚人收視率，這也讓“老大哥”湖南電視臺感到壓力倍增。

這種情況下，時任湖南電視臺臺長的曾凡安開啟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全臺節目除《湖南新聞聯播》外全部撤換，并開始實施品牌戰略和周末戰略，自制綜藝《快樂大本營》成為臺里力推的重磅。

早在湖南電視臺上星之前，《快樂大本營》就開始了策劃部署，但最終送審的四個樣片都未能讓領導滿意，審了兩期節目的曾凡安說：

“一是沒有擺脫傳統的文藝晚會的模式，觀眾的互動參與不夠，現場難以交流；二是內容定位上娛樂性、刺激性不夠，擺脫不了以往晚會圍繞中心主題的束縛，過分注重教化功能，而娛樂功能不足。”

圍繞著“娛樂性、刺激性、互動感、去教化”的內容定位，欄目組又緊急趕制了第五期《快樂大本營》，節目彩排當天，湖南廣播電視廳、臺兩級領導都到現在親自督戰。

時任湖南廣播電視廳廳長的魏文彬當場決定，今后兩個月將《快樂大本營》欄目給予制作費扶持，如果兩個月內節目打不響名堂，就要連團隊帶節目一起撤下來。

經過節目組的緊張籌備，1997年7月11日，《快樂大本營》的首期節目終于在湖南衛視正式開播，那是周五的晚間黃金檔，21歲的李湘在鏡頭前難掩青澀，她喊出了那句“快樂大本營，天天好心情”。

當時誰也不會想到，這檔綜藝節目一播就是24年。

在第一期節目中，《快樂大本營》的節目編排還是以傳統晚會中的歌舞、雜技、游戲、小品為主，當晚最大的腕兒莫過于成功騎摩托飛躍黃河的藝人柯受良。

在節目里，柯受良得到了“英雄”般的禮遇，手捧鮮花的孩子們為他戴上了鮮艷的紅領巾，接受完李湘和李兵的訪談之后，柯受良還為所有觀眾獻歌一曲《河》。

憑借強調“娛樂與刺激”的節目定位，《快樂大本營》不僅成功挺過了兩個月的試驗期，并且在1998年成功捧回了第16屆金鷹獎“綜合性文藝節目”獎，與它一起獲獎的還有《1998年春節聯歡晚會》。

《快樂大本營》在國內名聲大震。臺長魏文彬經常接到朋友的索票電話，有人甚至為了帶孩子看節目，專程從北京飛來。

憑借《快樂大本營》不斷飆升的收視率，湖南衛視在上星的第一年，就憑借廣告經營創造了5000多萬元的營收，自此開啟了商業化之路。

在新千年的首期節目里，整期節目幾乎變成了奧迪新車的展銷會，廠商在舞臺上隆重推出了最新車型奧迪A6，此后，健力寶之夜、樂百氏專場、神龍富康之旅……都陸續走上了湖南衛視的電視熒屏。

而《快樂大本營》的很多游戲，至今依然在年輕人中流傳。在《傳播的游戲論》一書中，心理學家威廉·斯蒂芬森集中探討了傳播的游戲性質，他提出：

“傳播的目的不是完成任何事情，而只是一種滿足感和快樂感的部分，因此傳播的功能只在滿足人的娛樂需求……回到愉快的狀態之中。”

毫無疑問，《快樂大本營》以娛樂至上的審美價值，深刻影響了一代中國年輕人的追星喜好，也催生了新世紀后第一場“明星+商業”的流行文化大狂歡。

02暗潮

世紀之交，《快樂大本營》的收視率一飛沖天。

同時，節目過于娛樂化的傾向也引起了國家廣電部門的注意，全國電視同行曾多次對這種偏激文化現象進行過專題研討。

1999年，在北京電視周的臺長論壇上，時任湖南電視臺臺長的曾凡安剛剛發表完講演，坐在他身邊的一位電視同仁便悄悄對他說：

先前在順義培訓中心召開的一個座談會上，《快樂大本營》受到了大家的批評圍攻。有人說全國的綜藝節目一窩蜂推出，但大多數品位低下，甚至有價值導向問題，這都是“快樂”帶來的。

“快樂”，其實就是《快樂大本營》的代名詞。

最敏感的時刻，誰都知道，只要上面不發聲不定調，底下對于“快樂”的攻訐質疑就不會止息，大家也都在靜靜等待。

2000年全國“兩會”的臺長會議上，有關《快樂大本營》的爭議才有了定論。

那次會議結束時，國家廣電部宴請會議代表，席間有關領導告訴曾凡安：有高層領導同志連續看了幾期節目，認為節目在價值導向上沒什么問題，大家在一周工作之后需要放松、需要愉悅。《快樂大本營》提供了這種愉悅，讓人很開心很輕松，但節目仍然需要研究如何進一步提高的問題。

時任中宣部部長丁關根甚至開口：“感謝你們為全國人民提供了一檔好節目。” 

這句話，讓湖南廣電上上下下吃了定心丸。2004年，湖南衛視正式提出“快樂中國”的口號，推出了《超級女聲》《金鷹節》等節目——事后看來，屬于湖南衛視的黃金時代，就此拉開了帷幕。

那年的《超級女聲》中，安又琪奪冠，但人氣最高的卻是季軍，長相甜美的四川女孩張含韻。她唱的《酸酸甜甜就是我》成為很多人對《超級女聲》最早的回憶，也成為了湖南衛視娛樂帝國的背景音樂。

2004年，湖南衛視的收視率和廣告創收位列全國省級衛視第一名。前臺長魏文彬的那段話開始廣為流傳：“娛樂就是娛樂，要做到位，不要裝腔作勢，只要是健康的，無害的，怎么做都可以，還講什么風格呀!”

但對于《快樂大本營》而言，2004年并非什么好年頭。

《快樂大本營》大紅之后，國內衛視紛紛跟風，推出大量同類型綜藝節目。8月，《快樂大本營》全國31城收視率跌至1.07%，份額僅為2.02%，陷入創辦以來的最低谷。10月，更沉重的打擊來了：李湘宣布離開。

對于《快樂大本營》的忠實觀眾而言，這不亞于一場失戀。

從開播第一期開始，她在主持位上站了七年，是節目的靈魂人物。七年里，她從未請過假，每周五（后來改成周六）晚上總會準時出現在屏幕中，高喊著“快樂大本營，天天好心情”，提醒你：辛苦的一周工作已經結束了。

制片人龍梅曾經回憶那段時間的煎熬，節目組人員變動很大，她自己也很茫然，“節目錄制時我就知道不行，但是又提不出更好的方向，只能周而復始地重復自己，有時錄到中途我就忍不住走了。”

《快樂大本營》最終實現了自救。

它通過主持人的更換，實現了為節目輸血的目的：先是“主持人”淘汰賽，由觀眾在何炅、李維嘉、謝娜三人中，淘汰二人；再通過《閃亮新主播》選拔，挑選出新人海濤和吳昕，先前被淘汰的李維嘉和謝娜，擔任節目評委；最終，五人成團，組成新的“快樂家族”。

期間，感情牌被節目組用到了極致。很多人在多年后回憶時還記得，“當時守在電視機前看那場淘汰賽，哭得可慘了”。

大戲落幕，先前的陰霾也一掃而光。除了新的主持人陣營，節目還加入了脫口秀、明星訪談等內容。到2006年時，《快樂大本營》的收視率已經回到了先前的位置。

03 流量

2012年4月，韓國SM娛樂有限公司推出了12人男子組合，EXO。

2個月后，其中6名成員出現在《快樂大本營》錄制現場：吳亦凡、張藝興、鹿晗、金鐘大、金珉錫、黃子韜。這是他們在國內大型綜藝的首次亮相，也是“歸國四子”輝煌事業的起點。

《快樂大本營》的演播廳里，記錄過很多明星最青澀的時光：

比如北京電影學院的大三學生陳坤，他笑容羞澀，總愛低頭。那年他參演了電影《國歌》，更多時間在忙著學習和論文，準備明年的畢業。他的演藝生涯，要在第二年參演電視劇《像霧像雨又像風》之后，才能被改變；

比如剛剛出道的章子怡，20歲的她扎著簡單馬尾，穿著高領毛衣，素面朝天；

比如第一次來內地做宣傳的周杰倫，那是2001年，《雙截棍》成為中學校園廣播里出現頻率最高的單曲，節目里，他戴著鴨舌帽，說話不多，不太跟觀眾做眼神交流；

比如出道剛剛半年的TFBOYS，三位十四五歲的少年，臉上全是少不更事的稚嫩。

這些人，很多在后來都登上了事業的更高峰。

這與《快樂大本營》的定位有關。它瞄準了宣發期的藝人，把自己變成娛樂圈流量生意的重要一環。前制片人龍梅說：

“明星希望宣傳自己的新電影、新劇、新專輯、新書、新形象等，明星公司會和我們來溝通。我們一旦接了你的單，一定會貼身服務，每個上節目的明星，會打造一套突出他的特點的流程，雙方合作保證高收視率。”

《快樂大本營》最核心的創作團隊，其實只有二十幾人，這些人分為四組，每組每個月負責一期節目，更多的時間里，團隊成員都在做嘉賓的詳細背調，設計主持人的訪談和游戲環節。在嬉笑打鬧和游戲中，嘉賓就完成個人或者作品的宣發。

請明星不用花錢，在很長時間里都是龍梅的驕傲。她在2012年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到，節目開播以來，什么都在漲，唯獨“快本”的制作費漲幅很小，一期節目的制作費只有十幾萬，大部分都是花在了服裝、道具、舞美上。

“主持人的費用也不高，因為他們拿臺里的固定工資。按照一年的五十期節目來算，制作成本絕對不會超過一千萬元，可是換來了高達一個億的冠名費，加上黃金時段的廣告費，去年《快本》的廣告收益超過了8億元。”

《快樂大本營》參與了流量紅利的制造，也成為其中的受益者。

明星會老去，但娛樂圈永遠有新人涌現，形成新的流量。《快樂大本營》的生命力，也隨之得以延續。

不過，成也流量，敗也流量。

當吳亦凡涉嫌強奸罪被捕，他參加節目的視頻很快被芒果TV下架。當畸形飯圈成為眾矢之的，《快樂大本營》也難逃幫兇之嫌——為了讓自家在節目組被照顧，粉絲會集資，為“快樂家族”購買LV等名牌禮物。

當娛樂圈飯圈化，“快樂”的溢價也水漲船高。

04“快樂”的黃昏

對李兵、黃海波還有印象的人們，恐怕多數已經不記得，上一次看《快樂大本營》是什么時候了。

在1998年何炅加入之前，李兵和黃海波，先后擔任過《快樂大本營》的男主持。見過他們主持的觀眾，如今年齡應該都在30歲以上了。

《快樂大本營》18周年時，節目組曾經去各大高校采訪那些流失的觀眾，得到很多不看《快樂大本營》的理由：流量藝人不認識、話題設置太幼稚、不必要的游戲環節太多了。

關于《快樂大本營》，知乎上有人評價：

“快樂大本營一直都好看，在每個人十幾歲的時候。”

《快樂大本營》的目標受眾是16歲至24歲的青少年，這個定位，從來沒有進行過太多調整——盡管何炅和李維嘉都已經年過四十。

人都會長大，長大的觀眾，都會慢慢拋棄《快樂大本營》。這注定它會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回憶。

但回憶自有力量。很多人雖然不再追新，卻也不舍得這份“快樂”。有人考研失敗，收到消息后，看了一整晚的“快本”；有人白天工作不順心，下班找出幾年前的“快本”，笑到肚子疼，然后忘記自己是因為什么不開心。

“快本”，就像青春期種下的一棵樹，偶爾還能為疲倦的成年人，提供一方綠蔭。

于是，當《快樂大本營》的停播傳聞在10月9日出現，這檔24歲的老節目，還是沖上了熱搜。無數人發出了青春結束的唏噓。

湖南衛視后來給出了解釋：“周六晚上黃金檔《快樂大本營》升級改版、更新換代，集中力量創新，打造全新的主題積極健康、價值導向鮮明、老百姓更加喜聞樂見的精品綜藝節目。”

《快樂大本營》或許還在，但“快樂”已經不是它的全部。

“快樂”的黃昏，其實早就降臨在馬欄山。

2011年10月，國家廣電總局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電視上星綜合頻道節目管理的意見》，即業內所稱的“限娛令”。《意見》對上星頻道的娛樂節目數量和時長都做出了嚴格限制，湖南衛視兩大王牌綜藝，《快樂大本營》《天天向上》的節目時長，都從此前的120分鐘減至90分鐘。

更重要的變化是，潮水已經涌向新的海域。

互聯網建起了新的流量池，成為新規則的制定者與主導者。數據顯示，2015 年上半年觀眾人均每日收視時間為 156 分鐘，相比 2012年上半年下降了13分鐘，同時，45歲以下的年輕觀眾電視消費時長逐年下降，這類觀眾正在迅速遠離傳統電視。

互聯網的重要性，電視湘軍當然知曉。湖南人素來有“敢為天下先”的闖蕩精神，湖南廣電也很早就擁抱了互聯網。

早在2014年，由臺轉網就被列為湖南衛視的戰略中心，重金打造的芒果TV，成為湖南衛視的獨家網絡播出平臺，如今，它也是包括愛優騰在內的所有上市長視頻企業中，唯一實現盈利的一家。

但這些光鮮，都與《快樂大本營》無關。

它陷在自己的困境里。無論是主持人還是節目樣式，它都缺少新鮮血液。節目內容只能在芒果 TV 獨播，反而限制了它在互聯網的傳播度。

相比短視頻、直播帶貨和游戲，24歲的《快樂大本營》，“快樂值”不太夠了。

這是一個最不缺娛樂和刺激的時代，每一秒鐘，都有新鮮的短視頻在上傳，每一分鐘，都有全新的網紅在誕生。

這又是一個最需要文化慰藉的年代。娛樂狂歡留下的空虛，讓人們渴望文化的滋養，于是，《中國詩詞大會》《朗讀者》等文化類節目大受歡迎。

即使沒有停播傳聞，24歲的《快樂大本營》，已經疲態盡顯。

這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在一切娛樂都顯得陌生而離奇的時代里，它帶來過最簡單的快樂。當屬于80、90后的那個瘋狂大笑、八卦追星的娛樂時代一去不復返，《快樂大本營》要么改變自己，要么追隨時代而去。

何炅曾經在《向往的生活》中被黃磊問到：“你會不會有哪天不錄快樂大本營了？”他不假思索回答：“我不可能不錄，除非這個節目不錄了。”這份長情，如今也籠罩在落日余暉之中。

24年前的那個夏天，《快樂大本營》在群舞《快樂是世界上最亮的星》中開場了。演職人員用盡全力，歌頌著快樂，召喚著快樂。

24年后，當衛視要回歸衛視，當快樂不再是那顆“最亮的星”，告別的音樂已經響起。

至少，是告別人們記憶里的，所有人會洋溢著笑容，大聲唱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的那檔《快樂大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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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首席人物觀”（ID：sxrenwuguan），作者：小滿 小葵，36氪經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