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山莊周乾攝

面對時下的疫情，全民采取了隔離的方法，即減少外出，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以切斷傳染病的傳播。我國古代中醫把傳染性疾病統稱為“瘟疫”，認為瘟疫發生時隔離病人，可控制傳染源，因而自古以來就有隔離瘟疫的方法。

如先秦醫學典籍《黃帝內經》載有“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漢書·平帝紀》記載元始二年，民眾如果得了傳染病，就需要被隔離到單獨的房屋里進行治療;《晉書》記載晉朝時若官員家里有傳染病人時，官員本人雖然沒有病，但百日內不允許進宮;《南朝齊會要·民政》記載，蕭齊時太子長懋等曾設立了可以收隔病患的醫療機構——六疾館，以隔離收治患者;北宋醫學著作《太平圣惠方》記載當瘟疫進入百姓家庭時，需要開窗通風，這樣不會傳染等。

清朝是我國天花流行最猖獗的時期。天花又名痘疹、痘瘡，是最古老的疾病之一，傳染性很強，病死率也很高，它同鼠疫、霍亂、傷寒一樣曾嚴重威脅著古人的健康與生命。當時的紫禁城里的統治者也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治措施，其中主要措施之一就是隔離，即通過避痘、查痘、在熱河(承德)建造避暑山莊、設立圍班制度等方法，來達到防治天花的效果。

避痘是清初帝王隔離天花的主要方法。據清代史料筆記《北游錄》記載，1644年清入關后，由于京城天花流行，攝政王多爾袞下令凡是有天花病人的地方，周圍八十步都要用繩子圍起來，其他人不得入內。據史料《東華錄》記載，順治二年(1645)曾規定對天花患者進行隔離，要求在京城外四十里東西南北處各指定一村，作為京城里出痘者隔離的集中地，以防疫情蔓延。

順治帝本人則采取停止大規模朝會或出宮暫停留宿的避痘方法。如《清世祖實錄》記載，順治帝某次壽辰時，由于京城天花流行，因而下令免去了朝賀禮;又如《北游錄》記載，順治十二年十一月，順治帝的第二位皇后即孝惠后出痘，順治帝便急往南海子“避痘”，并下令宮中每天去送碳的人，無論男女，只要沒出過痘的，都應該在五十丈外止步。

康熙帝剛出生時，正值天花大流行，不得不由乳母孫氏抱出紫禁城，進入北長街北口的福佑寺隔離。偏偏兩歲那年，他仍然沒有躲過天花的侵害，在多方的悉心照料下，所幸保住了性命。康熙帝搬回了紫禁城后，天花的陰影仍時時籠罩在他的周圍。據清代官書《國朝宮史》記載，康熙十三年他曾下令，宮中太監及宮中行走等人，如果家中有患天花的病人，治好的在家待一個月，尚在治療的須在家住百天，然后才能進宮。避痘法雖然簡單，但效果良好。

為有效隔離天花，清代宮廷設立了查痘官員職位，即查痘章京。當時天花病人幾乎每年都有，宮廷規定的查痘的對象從八旗軍民擴及京城住民、出洋貿易者，以及來京外藩。查痘章京一旦發現癥狀，即進行隔離，要求患痘民眾遠離都城，或諭令未出痘外藩不能來京;對于隱瞞不報的，還將從嚴懲處。據清代史料《癸巳存稿》卷九記載，查痘章京專職負責八旗及京城居民的天花檢查，凡是發現得天花的病人，一律要求遷移單獨的場所;在皇城外對宗室王公、公主郡主之家采取隔離性保護措施，即上述住宅一定范圍內不允許天花病人進入;負責管理蒙古王公的進京事項，只有出過痘(得過天花且產生了抗體)的官員才能進京。

位于承德地區的避暑山莊(熱河行宮)是清代皇家園林，但是其建造的初衷卻是與隔離天花有關。康熙帝于十六年在熱河巡查時，突然發現這里不僅是連接京城和蒙古高原的咽喉之地，而且有利于隔離天花病毒，自然氣候條件還適合于避暑、休憩，因而下令建造一座行宮，這就是避暑山莊的由來。清代皇帝每年5月來到山莊，10月前后返回京城，在這里圍獵、召見群臣、批閱奏章、接見未出過痘的蒙、回、維等少數民族上層貴族及開展其他政治活動，駐蹕近半年之久。

康熙帝在熱河除了建造避暑山莊，還采取了相應的圍班制度，以利于未出痘的蒙古各旗首領參與其主持的政治活動。所謂“圍班”，就是皇帝每年秋天在熱河舉行圍獵時，邊區蒙古及西北民族部落首領分批覲見皇帝，并參與皇帝主持的圍獵、宴席等活動。

位于熱河的西北部的木蘭地區，面積近萬平方公里，這里林深菁密，水草茂盛，是極好的狩獵之地。圍班制度是年班制度的補充形式。根據清朝制度，蒙古各旗王公每年年末都要進京覲見皇帝，在京城停留40余天，稱為年班。期間，他們向皇帝獻上貢品，皇帝也會回賞禮物，設宴招待他們，舉辦各種歡慶活動，并了解各旗政務，以加強對蒙古各旗的管理。

清初京城天花流行之時，為避免天花傳染，皇帝下令凡是沒有出痘的蒙古王公不得年底來京朝勤，但可以七月到熱河，九月隨皇帝木蘭圍獵，皇帝也可借此機會接見他們，并給與各種賞賜及娛樂性招待。此時熱河秋高氣爽，地廣人稀，可以較為有效地避免天花傳染。

限于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和社會條件，清代宮廷采取的上述隔離天花病毒的措施有著不完善的方面，但是對于防止瘟疫的蔓延、正常開展各項活動仍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可以認為，上述隔離法是我國傳統中醫防疫理念的應用方式之一，亦能體現我國古人的智慧。(周乾 作者系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