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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美國的新聞行業經常出現錯誤信息報道和媒體操縱行為，特別是在每次大選期間，這些現象更是屢見不鮮，也因此還出現了“十月驚奇”這么一個政治術語。這篇文章來自編譯，文中介紹了在面對這樣的情況下，美國媒體行業和學者試圖通過新的語言來報道新聞事實的故事。

今年秋天，美國多家頂級新聞高管參加了一系列非公開的Zoom視頻會議。該系列會議由哈佛學者牽頭，定期于每周五下午舉行，目的是“幫助新聞行業領頭人抵制錯誤信息和媒體操縱行為”。

這些內容都是時下的熱門話題。因此，這個由哈佛大學肖倫斯坦媒體、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中心（Shorenstein Center on Media,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發起的項目吸引了一眾新聞主流媒體的參與。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NBC新聞、美聯社（The Associated Press）、新聞網站Axios等美國主流媒體的高管都參加了該系列會議。

不過，其中幾位參會者告訴我，第一期會議下發的閱讀材料讓他們摸不著頭腦。

一位參會者將這份材料分享給了我。這是一項哈佛大學的案例研究，調查了2020年美國大選接近尾聲時，亨特·拜登（Hunter Biden）筆記本電腦失竊的相關報道。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時任美國總統，其助手和支持者對這一事件大肆宣揚，試圖說服記者們，亨特硬盤中的內容可以揭露其父親的腐敗行徑。

據肖倫斯坦中心的研究報告，新聞媒體對該事件的應對方式“具有深刻的教育意義，體現了社交媒體和新聞機構削弱媒體操縱大選活動的能力”。

不可否認的是，亨特·拜登的“硬盤門”事件在某些方面具有教育意義。你可能還記得，當時特朗普的支持者手忙腳亂，慌手忙腳地將硬盤內容公布在網絡上，并發送到記者們的郵箱里。

這些“猛料”都來自于亨特的硬盤，其中除了必然會有的不雅照片和郵件外，還有內容顯示，這位總統候選人之子曾試圖借家族之名為自己謀私利。2016年大選時，維基解密（WikiLeaks）就曾爆料過當年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引起了轟動一時的“郵件門”事件。

以此為鑒，這次，各大社交媒體平臺作出了強有力的反應：Twitter封鎖了《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的報道鏈接（盡管Twiter很快就撤銷了這一決定），該報道在缺乏有力證據的情況下，將喬·拜登（Joe Biden）與所披露的郵件聯系起來；Facebook則根據平臺的“錯誤信息”政策，限制了該報道的傳播。

不過，如今看來，“硬盤門”事件只不過是個由政治驅動的、老套骯臟的競選把戲，而將其描述為“錯誤信息”并不能幫助我們理解，當時到底發生了什么。自那之后，至少有一位收到爆料的人稱，郵件內容（據說是來自那臺失竊的電腦）是真實的，對此亨特表示，他甚至不知道那臺所謂的電腦是不是他的。至于“媒體操縱大選”，則是一種試圖在競選最后一刻爆出丑聞的爛俗伎倆。在我所報道過的總統大選活動中，幾乎每次都有人想要制造出一場類似的“十月驚奇（October Surprise）”。

譯者注：“十月驚奇”是美國的一個政治術語，指的是臨近十一月的中期選舉（mid-term elections）階段，美國發生的一系列可能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的新聞。通常，這類新聞主要發生在十月，故因此而得名。

正如我當時所報道的，《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仔細調查了這個故事，發現并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喬·拜登曾在擔任美國副總統期間，存在更改國家政策以飽私囊的意圖，于是拒絕以特朗普支持者的要求撰寫文章，最后這一爆料信息只能通過右翼小報來傳播。

盡管一些記者和學者認為“錯誤信息”的表意相當清晰，但這一標簽很難解釋該事件遺留下來的團團亂麻。實際上，《華爾街日報》所采取的是十分標準的新聞工作做法，即運用事實挖掘和新聞判斷相結合的工作方法。如今，記者爭相追逐社交媒體熱點，而這種標準的新聞判斷似乎已經不那么受重視了。

雖然一些學者在“錯誤信息”一詞的使用上相當謹慎，但在“硬盤門”事件中，“錯誤信息”或多或少就等同于“特朗普支持者散布的消息”。在這種情況下，任何試圖影響新聞報道的行為，只要是你討厭的政黨所為，就都可以稱作“媒體操縱”。（肖倫斯坦研究中心科技與社會變革項目（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Project）的埃米莉·德賴弗斯（Emily Dreyfuss）告訴我說，雖然“媒體操縱”聽起來是個貶義詞，但它“并不一定等同于不道德”。）

硅谷工程師關注的是說話者的身份，以及他們傳播信息的方式。正是因為如此，哪怕所傳播的信息是真的，他們也會迅速給它扣上“錯誤信息”的帽子。

肖倫斯坦中心的研究主管瓊·多諾萬（Joan Donovan）是該系列會議的負責人，并通過奈特基金會（the John S. and James L. Knight Foundation）籌集了會議資金。她表示，亨特·拜登案例研究“旨在引起討論，而非給讀者提供結論?！?/p>

多諾萬在Twitter上有不小的影響力。同時，她也是一位長期關注互聯網最陰暗角落的學者。她將“錯誤信息”定義為“傳播開來的假信息”，并對把“錯誤信息”這一術語缺少確切含義的觀點提出了強烈的反對意見。

她補充說，除去表象，她不相信“錯誤信息”只是一個左派標簽，用來指代民主黨不喜歡的信息內容。相反，她將現代社會對“虛假信息（即故意的錯誤信息）”的使用追溯到反企業活動組織The Yes Man和反消費主義組織廣告克星（Adbusters）的“文化反堵”活動，其中the Yes Man以惡搞企業聲明和其他噱頭出名。她寫道，這些組織的手段，如今已經為“外國特工、黨派專家、白人至上主義者、極度厭女者、騙子和詐騙犯”所用。

肖倫斯坦中心研究主管瓊·多諾萬（Joan Donovan）。圖片來源：Cody O"Loughlin

多諾萬是試圖厘清政治信息混亂現狀的學者之一，也是由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主辦的播客節目“作戰室（War Room）”的忠實聽眾。和許多研究當今紛雜媒體環境的記者和學者一樣，多諾萬主要關注在過去十年的前五年里，網絡上的惡意挑釁者和惡作劇者是怎樣發展其激怒和戲弄人們的手法的；以及他們是如何在過去的五年間，將這些手法引入到右翼反動政治活動中。

對于密切關注這個新世界的人來說，它既迷人又危險。而在這個世界中發生的事情，外界全然不知，這也令人沮喪。在信息學者眼中，最近幾年間，媒體操縱泛濫是主要的大事件，是數百萬人個人看法的重要推動力，也是像特朗普之類的人得以在世界各地贏得選舉勝利的決定性原因。

不過，這些觀點雖然有時具有教育意義，但卻可能使人們忽略其他引起政治事件的因素，以及其他類型的政治謊言，比如美國在阿富汗戰況上對民眾的長期欺瞞。

現在，這一曾經的小眾領域已為大眾所知，不像多諾萬那樣花時間在網絡論壇4chan上的人們也開始關注這些事。

最近，新聞主播凱蒂·庫里克（Katie Couric）成為了智庫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信息混亂委員會（Commission on Information Disorder）的主席。我主持了一場彭博社新經濟論壇（Bloomberg’s New Economy Forum）討論會，主題與之相同，但名字不一樣，聽著像個牙科術語：“真相衰退”（truth decay，注：truth與牙齒“teeth”讀音相似，而蛀牙的英文是“teeth decay”）。據說，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首創了該詞，不過早在1980年，音樂制作人T-本恩·本內特（T Bone Burnett）就已發表過同名專輯。

在我主持的這場會議中，澳大利亞參議員莎拉·漢森-楊（Sarah Hanson-Young）說，她認為，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魯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領導的新聞集團（News Corp）是誤導澳大利亞民眾的最大禍首——這不是什么新鮮事，甚至都不需要換個新名字?！都~約郵報》堅稱，其所披露的郵件除了能證明亨特·拜登利用家族影響力謀利外，還能證明喬·拜登確有腐敗行為。這兩者的黨派作風如出一轍。

這顯示出，這種新興起來的、對錯誤信息的關注存在誤區：這是一種受技術官僚（譯者注：以實際的科學知識作為權利運用的工具）而影響的解決方案。但是，我們面臨的問題不只是技術，更在于政治。

右翼平民主義者在新社交媒體的助力下，不僅謊言連篇，更會夸大事實。然而，正如美國記者在鏡頭前采訪特朗普支持者時所發現的，他的支持者常常也是鬧劇的參與者。而且，許多特朗普最激進的發言并不全是謊言，只是對一半的美國人（包括大多數新聞雜志和大學的管理者）來說，這些事情太過于丑陋了。

比起政治危機，信息危機處理起來要輕松得多（如果說我們有什么擅長的東西，那非信息莫屬）。只要有責任心的記者和技術專家站出來，向人們解釋特朗普的言論是多么具有誤導性，民眾肯定就會清醒過來！然而，這些善意的通訊專家們從來都沒看清，特朗普的支持者是否知道發生了什么，為什么會拿這些事件取樂，以及為什么知道（或者甚至是因為）特朗普有時講得“太過分”，還要為他投票。

最近，政治、文學刊物《哈波斯雜志》（Harper’s Magazine）刊文抨擊“大虛假信息”，稱智庫籌資關注這一話題是在為解決政治危機找捷徑、夸大Facebook的影響力；然而，就前者而言，這種簡單的方式無法解釋復雜的政治問題，從后者來說，其所采取的方式最終只會使Facebook成為最大獲利者。

該文作者約瑟夫·伯恩斯坦（Joseph Bernstein）認為，專門揭露虛假信息實例的記者和學者似乎覺得，自己有特別之處，能夠辨明真相。“無論這些專家的本意多好，他們都沒有通往真實的特殊渠道?！彼麑懙?。

事實上，我發現許多擔憂民眾信息攝入的人，在錯誤信息研究這一新領域的發展前景上都保持謹慎態度，這一點令人欣慰。多諾萬將其稱為“數據新聞的新領域”，但她也同意“在該領域中，對信息的真假辨別還不夠。”

據智庫阿斯彭研究所發布的報告稱，“自由的社會里沒有‘真相仲裁者’”。這些都給技術平臺施加了正常的新壓力，它能促使平臺將信息（無論真假）的傳播過程透明化。

《德州論壇報》（The Texas Tribune）總編輯休厄爾·陳（Sewell Chan）也參加了哈佛大學發起的系列會議。他說，自己認為這個會議不存在政治上的偏袒，還表示該會議是“幫助自己了解制造事端和散布謊言的新形式。”

“也就是說，和假新聞’一樣，‘錯誤信息’一詞意義含糊，并且多多少少有些主觀成分，”他說，“我更喜歡意思明確的表述。”

在新聞工作中，我也感受到了信息生態系統對自己的左右；同時，我也感受到了評判信息觀點時的那種誘惑，即以信息的公開品質（誰提出的這些觀點，以及這些觀點背后的原因），而非重要性，來評判信息本身。

比如去年四月份，特朗普黨派的共和黨人聲稱，新冠病毒是從實驗室泄露出來的，我認為這種說法很卑鄙，于是就此事發了推特。這當中有許多信息方面的危險信號，但媒體批評卻相當膚淺。

黨派混戰之下，是更有趣的科學混戰（“錯誤信息”一詞在此存在隨意使用的情況）。但目前，該事件的現狀是：科學家關于新冠病毒起源的認識不斷演化，各種觀點爭論不休，而我們不可能在Twitter上解決這個問題。

報道科技平臺對謊言散播的推動仍然十分重要，分辨出別有用心的社交媒體平臺運動也同樣重要：這些秘密運動從美國一直蔓延到非洲國家肯尼亞。新冠疫情期間，從Facebook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到我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同事，每個人都感受到了一絲新的緊迫感，比如，大家都認為有必要在虛假報道泛濫的媒體平臺上，向大眾傳達疫情的嚴重性和疫苗的安全性。

但是，政治不是科學。我們不需要用一個新術語，來指代過去新聞判斷的做法，這樣只會讓人困惑。在還未思考清楚之前，引入一個新的術語框架極具危險性。歸根結底，報道者的工作不是為新聞貼上好的標簽，而是無論事件本身多么混亂或不討人喜歡，都要一五一十地還原事實。

譯者：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