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社會評論家司馬南發布視頻，在分析了聯想發布的財務報表后，連用7期視頻質疑聯想諸多問題。

不同于以往聯想在科技圈引發的輿論風波，司馬南既成功把火燒到了各個社會階層，頗有燎原之勢，同樣一改“共識”，盯上聯想“教父”。

一般來說，輿論的形成分為六個階段：問題的發生、輿論領袖的發現、意見的發生、事實與意見信息的傳播、意見的互動與整合、輿論的形成。現實生活中，某一輿論的實際形成，情況會復雜得多。

對于此次深處輿論風波中的聯想，“問題的發生”是多維度的，譬如昔日的“貿工技”“技工貿”路線之爭，5G投票事件等等，此前都曾被議論過數次，但此次風波再起，近期的導火索，則與終止IPO有關。

01禍起科創板

今年十一小長假剛過，一級市場就迎來一個小“烏龍”。10月8日，上交所科創板發布公告稱，“聯想集團和其保薦人分別提交了申請撤回科創板上市申請的文件，上交所決定終止對其的上市審核。”

作為自帶輿論屬性的聯想，為了堵住悠悠眾口，集團發布公告進行回應，聲稱“考慮到公司業務規模及復雜度，招股說明書中的財務信息可能會在申請的審閱過程中過期失效。”

但顯然，用財務信息滯后這一理由來搪塞，并未打消公眾的質疑。與此同時，由于此前提交了招股說明書，在不少業內人士的解讀下，市場對聯想的不滿更加蔓延開來。

彼時，市場討論的問題主要集中在：

1、走“貿工技”路線的聯想集團，常年研發投入在3%左右，研發投入程度不僅遠低于科創板平均標準，而且研發投入的約2/3是員工薪酬。

2、聯想集團的資產負債率超過90%，如果商譽、遞延所得稅出現較大減值，凈資產都有可能為負，而且其流動負債遠大于流動資產，快速變現償債的能力堪憂。

3、即便負債率如此之高，聯想集團30余位高管的薪酬依然高達驚人的9.34億元，人均3000多萬元，整個A股，聯想集團的研發人員薪酬也能排得上號。

而拿司馬南最初發布的6期視頻來說，其中集中的問題主要為：

按照當年聯想集團的凈資產，出售價格低了12.9億，可能涉及國有資產流失問題；聯想集團27位高管中，有14位是外籍人士，可能會涉及信息安全問題；研發投資占比不到3%，與科創板匹配度不高；聯想集團資產負債率高達90%多；聯想集團高管上億天價年薪等等。

可以看到，外籍高管和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外，所涉爭議均大同小異。其他問題早已被拿出來“鞭尸”多次，這里主要來看國有資產流失問題。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柳傳志時常在各種公開場合自詡“聯想創始人”，但實際上，公開資料顯示，聯想的前身是中科院計算所系技術發展公司，由中科院在1984年創建，直至1991年才更名為北京聯想。

1993年，聯想集團向中科院提出35%分紅請求，隨后授予柳傳志、楊元慶以及其他聯想員工35%分紅權，其余中科院占20%，中科院計算所占45%。

此后，聯想集團迎來股份制改革，分紅權變成了股權，員工持股委員會獲得了35%的股權，中科院股份下降至65%。

2009年，聯想集團引入泛海集團，代表中科院的國科控股將29%的股權，以27.55億的低價出售給泛海集團。這番步驟下來，中科院所持有的股份就下滑到36%。

2015年，聯想控股在香港上市，由于稀釋原始股東的股權，中科院（國科控股）持有的股份降至29.1%，喪失了一票否決權。

此時，聯想集團第二大股東由北京聯持志遠管理咨詢中心(有限合伙)持股，但柳傳志是該公司最大的自然人股東，而聯想集團第三大股東是泛海控股，其董事長盧志強又是柳傳志所屬泰山會的會員。

可以說，經歷多次股份變遷之后，聯想變成了柳傳志、楊元慶等極少數高管控制的股份制有限公司。

這其中，自有時代的局限性，不過司馬南關注的問題在于，在聯想集團引入泛海集團之際，是否存在國有資產流失。

根據司馬南視頻所述，據威遠生化披露，聯想控股在2008年底的凈資產是139.49億元，按照聯想控股2008年底的凈資產來計算，29%股權對應的資產凈值應該為139.49億元乘29%，約等于40.45億元。按凈資產交易的差價就有：40.45億元減去27.55億元等于12.9億元。

這也是司馬南一直在強調的地方，“我并非要跟聯想過不去，只是對國有資產流失問題表達關切！”

02聯想輸在公關？

如前文所述，輿論的形成分為六個階段，在此次聯想風波中，除了司馬南發布的幾期視頻外，更需要關注態勢引爆點何在。

分析可知，此次輿論態勢的引爆點除了與國有資產流失有關，傳播最廣的反而是“柳傳志女秘書召見”事件。

據《一口老炮》所述，被司馬南稱為柳氏女秘書的喬健，實為聯想全球CMO，但正由于所謂“秘書”的主動聯系，反而引發網友進一步討論，進而擴大輿論的影響面，最終“覆水難收”。

當然，這其中有危機公關溝通的必然性，但在司馬南展示的聊天頁面中，不難看出，聯想在公關溝通態度上的“傲慢”。

這樣的事情早有先例。

2016年2月15日，一篇題為《真相：楊元慶是合格的聯想CEO嗎？》的文章在業內瘋轉，文中羅列了楊元慶六大“罪狀”，包括楊如何成為聯想CEO、楊執掌聯想集團15年來的業績、楊的上億元的年薪等等。

一一剖析后，關于問題的答案，文章把評價權留給讀者。次日，聯想官方微信“罕見”地正面回應文章作者遲宇宙：文章標榜以“真相”，卻存在數據失真、偷換概念、斷章取義、陰謀論調等問題。

對此，遲宇宙表示，“當我發現數據硬傷后，的確睡不著，半夜起來做訂正。這對我們來說，是挺大的事故。但我只接受數據硬傷一條，其他的我尊重聯想集團表達觀點的權利，但我不接受、不認可。”

在我們來看，對于聯想的質疑，在遲宇宙之前，業界已有不少討論，但忽視文章的熱度，文章本身的價值非同小可——除了字里行間闡述的問題，亦不能忽略文章的作者遲宇宙。

作為曾被柳傳志欽點的“聯想史”執筆人，12年前，年僅28歲的遲宇宙寫完了《聯想局》后，該書卻未得到柳的認可，聯想另請凌志軍創作了《聯想風云》，但有該身份背書，為遲宇宙《真相》一文平添幾分分量。

彼時，外界本以為有這層身份背書，聯想和遲宇宙的溝通會順暢些，但后續發展看來不是這樣。

“這是我見過最愚蠢的公關！”十幾年前就和聯想打過交道的遲宇宙，曾這樣評價聯想集團的公關部門。

“本來還有機會進行探討，結果所有東西都變成了陰謀論。聯想集團公關自己跟我說，覺得華為出了一大筆錢給我們。”

再往前翻，拿2018年的5G投票事件來說。此次輿論中的最大的引爆點在于，2018年5月16日，聯想創始人柳傳志先是攜楊元慶、朱立南等高管發表題為《行動起來，誓死打贏聯想榮譽保衛戰!》公開信。

緊接著，馬云、劉強東、周鴻祎、賈躍亭等近百名知名企業家發聲力挺聯想，再次引爆輿論。

但反而正是這兩次回應，先是公開信給原本就要沉寂的投票風波再次加料，這直接導致輿情最高峰爆發。

此后商界大佬的聲援，更加招致輿論反感。由情緒變化圖可知，5月16日柳傳志發表公開信引發商界大佬聲援之后，全網正面情緒不升反降。

據監測方案顯示，5月9日-19日全網正面情緒占比59.62%、中性情緒占比21.79%、負面情緒占比18.59%，而5月16日-19日期間，網民正面情緒下降明顯達13.72%，負面情緒增加4.8%，在聲量發生逆轉之際，全網正面情緒也發生逆轉。

在這些公關案例中，聯想做的不是放低姿態，誠懇溝通，反而是進一步激化矛盾，如果仍走不出窠臼，以后仍難免重蹈覆轍。

03新版“郎顧之爭”

此次“司柳之爭”，不免令人想到著名的“郎顧之爭”。

此前在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上海復旦大學發表題為《在“國進民退”的盛宴中狂歡的格林柯爾》的演講，直指顧雛軍以“七大招”卷走了國家的財富。

郎咸平認為，顧雛軍通過“安營扎寨、乘虛而入、反客為主、投桃報李、洗個大澡、相貌迎人、借雞生蛋”7種手法，實現其低價收購國企、瓜分國有資產的目的。

彼時，郎咸平用最為傳統的財務分析方法，痛陳國企改革中的國有資產流失弊病，質疑某些企業侵吞國資，并提出一些地方上推行的“國退民進”式的國企產權改革已步入誤區。

盡管郎咸平先后對格林柯爾、海爾與TCL三家國內家電業巨頭展開炮轟質疑，但除了格林柯爾外，TCL、海爾一直都保持沉默，并未公開回應過指責。

隨著沖突愈演愈烈，“郎顧之爭”引起了監管部門的關注。2005年4月4日，由證監會稽查部門主導的20多人工作組正式進駐科龍調查有關格林柯爾涉嫌挪用科龍電器資金事件。

此后，一場從郎咸平和顧雛軍之間的個人紛爭發端的爭論，變成了“國企產權改革方向”何去何從的大討論。最終，這場討論以當時顧雛軍的鋃鐺入獄戛然而止。

直到2019年4月10日，顧雛軍等來了最高法對案件再審的判決：撤銷原判對顧雛軍犯虛報注冊資本罪、違規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對顧雛軍犯挪用資金罪從有期徒刑8年改判為5年。

“郎顧之爭”和“司柳之爭”，同樣是媒體人士對企業的再審視，同樣涉及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的國有資產流失事件，而聯想此事最終能迎來哪般結局，且觀后效。

參考資料：

新青年1919《明德先生|我以我血薦軒轅：聯想集團終止科創板上市！》

佚名《聯想5G投票事件輿情分析報告》

法治周末報《“郎顧之爭”再回首》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科技新知”（ID：kejixinzhi），作者：樟稻，編輯：伊頁，36氪經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