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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玩手機玩什么?都市里無處安放的童年

    玩游戲不再沉迷,補習班被雙減,孩子們好像是突然被解放了。

    令我們好奇的是,在"減負"和"限娛"之后,孩子們擁有的大量空白時間,應該用來做什么呢?「玩」嗎?作為互聯網原住民的未成年人,真的能從電子娛樂中“全身而退”嗎?在電視文化和互聯網浪潮的影響之下,「玩」似乎被單一地定義為了"屏幕里的快樂",反觀現實生活,城市似乎也未能給孩子提供足夠友好與包容的玩耍場所。

    那么,不玩手機玩什么?

    01 單調的游戲

    孩子玩iPad,父母刷抖音

    未成年人沉迷于網絡的現象早已不是新鮮事。據易觀分析數據顯示,“防沉迷”新政前我國 62.5 %的未成年網民經常在網上玩游戲,13.2%未成年手機游戲用戶,在工作日玩手機游戲日均超過 2 小時。城市生活的壓力與日俱增,無論是成年人的職場還是未成年人的教育領域,“內卷”都已經成為了頻繁出場的熱詞。

    當父母沒有陪伴孩子的時間,而孩子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戶外活動,電子游戲(尤其是手游)因為可獲得性最強,便成為了娛樂方式的首選。這樣的家庭場景變得越來越常見:孩子吵著要父母陪他玩,想清靜一下的父母便丟給孩子一個 ipad,自己躲到一邊刷起了抖音。

    根據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健康與教育研究所所長邊玉芳的研究,親子關系每增加 10%,孩子的校園歸屬感可以增加約 8%,網絡成癮問題可以降低約 7%。由此可見,時間被壓縮所導致的日漸淡漠的親子關系,也是孩子沉溺屏幕世界的主要“推力”。

    而在原本就不是“雞娃”扎堆的農村地區,相較于城里核心家庭的孩子,農村留守兒童沉迷網絡的現象卻更加嚴重。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 2018 年全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研究報告》顯示,留守兒童比起非留守兒童有著明顯更長的游戲時長。除了缺乏父母的陪伴,在“撤點并校”(大量撤銷農村原有的中小學,使學生集中到小部分城鎮學校)等政策的影響之下,更多的農村兒童被迫在惡劣的條件下寄宿,進一步喪失了陪伴和娛樂。這也是他們更容易深陷入虛擬世界的主因。農村留守兒童相較于大部分城市兒童的不同境遇,導致他們對于電子游戲的誘惑有著更差的抵抗力。

    《米花之味》

    各種研究已經充分證明了電子游戲成癮和高壓、焦慮等消極情緒有著很強的相關性。時至今日,家庭暴力、校園暴力、學校體罰等教育問題仍然在很多地方頻繁發生。孩子們真的是因為電子媒介的侵蝕才導致了“不快樂的童年”嗎?很可能是他們已經正在度過一個“不快樂的童年”,所以才逃避現實,躲到虛擬世界中來自我保護。

    我們曾度過了一個將電子游戲視斥為“電子海洛因”、甚至出現用電擊這樣的野蠻手段治療“網癮”的時代。這一階段的教訓告訴我們,問題并不在于游戲本身,畢竟游戲是人類的天性,對孩子而言就更是如此。1989 年,聯合國大會批準的《兒童權利公約》開創了把游戲和醫療、營養和教育等其他權利同等對待的重要先例:它隱晦地主張,無論任何情況下,游戲都是兒童生活的一部分。

    既然游戲如此重要,當電子屏幕接管了孩子們的玩樂時間,我們更應該思考的是,游戲的空間為什么只存在于電子世界里?“沉迷”僅僅是因為屏幕里的虛擬世界太有誘惑力了嗎?盡管不經篩選的電子媒介無疑會對對孩子帶來各種負面影響,但在把游戲強行從生活中剔除后,孩子真的就會因此接觸到更有意義的東西嗎?從目前的城市環境現狀來看,孩子們往往面臨著“不玩手機還能玩什么”的困境。

    02無聊的城市

    不玩手機還能玩什么?

    如今已為人父母的80后和90后,小時候大多都有類似的經驗:5點放學后,大家直接背著書包,三五成群在外面瘋玩瘋跑,玩各式各樣的玩具,從彈珠、棋子、沙包,到四驅車、悠悠球、輪滑鞋,這些戶外游戲比起電子游戲在很多方面更有挑戰性,社交性也更強。

    類似的情景卻在慢慢消失,高速城市化以及農村城鎮化,讓城市發展與兒童福祉之間產生了諸多張力,高層高密度的經濟開發區擠壓了綠地、戶外游樂場等可供兒童活動的公共空間。

    在過去的傳統社區中,比如大院,由于空間既開放又功能模糊,孩子能夠在其中不受限地活動。至于安全問題則高度依賴于熟人社會中的鄰里關系。而在今天的陌生人為主的小區里,很多家長都不放心讓孩子自己出來玩。再加上居民區的功能分區越來越固化和單一,很多孩子就只能在規劃好的游戲區內玩耍。這樣的游戲體驗遠不及他們的父母小時候那般自由多元。

    而在都市生活的高壓之下,父母對孩子的陪伴也變得日漸困難,很多家長寧可付出很高的金錢成本來找他人“代勞”。比如,近年來在各大商場中興起的托管式兒童游樂場,其擴張速度不亞于各種輔導班或興趣班。

    且不說相對高昂的花費,托管式的室內活動并不能滿足孩童探索世界、親近自然的天性。已有統計學研究表明,在童年階段,同自然的直接接觸與個人的幸福感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

    電子游戲的快感來源之一就是其高度的自由度。在虛擬世界中,每個人都能上天入地、奇門遁甲、無所不能。對于孩子而言也是如此,但他們在家玩游戲的時候,也經常因為父母的目光而謹小慎微。父母對于孩子的游戲內容很少了解,既擔心孩子沉迷其中,也憂心于其中是否有不良內容。而自然中的游玩雖然不能像虛擬世界那樣脫離肉體的束縛,卻能讓孩子實實在在獲得解放感。在花草樹木間的自由嬉鬧,不在成年人的審查范圍之內。孩子們采摘、爬樹、喂鳥、捉蟲,完全順著自己的好奇心自由探索。

    而在室內閉塞的環境里,在成年人的目光密切監視下,在固定玩法、毫無創意的塑料游具中,孩子很難享受到自由玩耍的感覺。很多喪失了游戲空間的孩子,開始在城市空間內自發地尋找他們的“樂園”。我們會不時看到這樣的報道:以北京為例,有媒體發現多個客流較少的地鐵站竟然成了孩子們玩滑板車的“游樂場”。

    讓家長看好自家小孩、斥責這些在地鐵站胡鬧的“熊孩子”是簡單的,但也是無力的。因為其背后源于一個更為迫切和重要的問題:如何滿足兒童安全、便捷地使用城市空間的需求?

    03 多元的可能

    為孩子重奪“游戲權”

    不久前,蘇州的一位父親為了避免孩子沉迷游戲,在郊區包了一片菜園,復刻了一個現實版的“摩爾莊園”。他通過帶孩子們親身勞作、親近土地,成功激發了孩子對自然野趣的熱情,也解決了孩子對電子游戲過度沉迷的問題。

    很多家長都認識到了戶外活動對孩子的重要性,但并不是每個家庭都有經濟能力承包一片菜園,考慮到現實壓力,很多父母連騰出陪同孩子郊游的時間都很困難。因此,真正的出路仍然是在城市居住環境內,給孩子們更多的公共游樂空間。

    上世紀二十年代在美國興起的游戲場運動和四十年代在歐洲興起的城市冒險游戲場,讓為孩子提供充分的游戲空間,成為很多西方國家城市規劃的工作重點。但現代城市的高速發展,依然在蠶食孩子們的公共活動空間、剝奪他們的“游戲權”。

    英國倫敦 Lollard Street Adventure Playground 冒險游戲場(Source: 眼底城事 Christine Lee)

    2009 年,英國布里斯托的兩位媽媽 Alice Ferguson 和 Amy Rose 看不過去了,她們回憶起 30 年代就有的“玩耍街”(Play Street)規定:即在特定時段把一些街道暫時封鎖,作為非正式的游樂場來使用。便向政府提出要求恢復“玩耍街”,并獲得了許可,而后得以持續推廣這一模式。為孩子爭取街道游戲權的運動擴張到全英國,而后延伸到了澳洲、美國、加拿大,甚至影響到了亞洲。

    臺北市政府在 2015 年開始了一項工作,出于安全標準,拆除了各個公園中原有的各式游具,統一替換成塑料材質的組合游具。這樣的城市規劃和建設方向引發了很多家長的不滿,他們在網絡上發起了“拒絕游具罐頭化”聯署,甚至成立了“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簡稱“特公盟”)組織。組織內以孩子們的媽媽為主,她們反對臺北市千篇一律的塑膠組合滑梯式游具,并斥之為“罐頭游具”。既指這些流水線產品毫無個性,也意指孩子們被關在一個個“罐頭”里,喪失了自由玩耍的童趣。“特公盟”第一次出師,就讓市政府迫于媽媽們的壓力,重建了公園里的高大水泥磨石子滑梯,恢復了公園游具的多元形態。

    如何重構孩子們多元的游戲體驗,保護孩子們的游戲權利,對于教育工作與城市規劃的從業者而言仍然任重而道遠。孩子需要自由的時間,也需要能夠發揮他們愛玩天性的空間。當“雙減”和“防沉迷”雙管齊下,希望孩子們不僅僅是被嚴密地“保護”起來,畢竟安全的牢籠并非教育的初衷。

    參考文章:

    [1]北京青年報,《北京多個地鐵站“變身”兒童游樂場》,2016

    [2]端傳媒,《我們的孩子,被關進罐頭遊具裏了嗎?》,2016

    [3]端傳媒,《把街道封起來,讓孩子瘋一下,行不行?》,2018

    [4]眼底城事,《從紐約 play:groundNYC 經驗,看冒險遊戲場如何養出民主下一代》,2018

    [5]欣傳媒,《「特公盟」以孩子為主體 從「還我特色公園行動」到「兒童重返街道遊戲」共創友善生活環境》,2019

    [6]南方plus,《教育專家朱永新:親子關系能夠有效降低孩子們的網絡成癮程度》,2020

    [7]中國新聞網,《未成年人網游防沉迷一周了,有人崩潰大哭,有人租號再戰》,2021

    [8]揚子晚報·紫牛新聞,《為避免孩子沉迷游戲,蘇州奶爸復刻現實版“摩爾莊園”》,2021

    [9]知識分子,《3000萬中小學生住校,有家不能回,這好嗎?》,2019

    [10]Ruble B A, Tulchin J S, Varat D H, et al. Youth Explosion in Developing World Cities: Approaches to Reducing Poverty and Conflict in an Urban Age[J]. Comparative Urban Studies Project, 2003.

    [11]Tillmann S, Tobin D, Avison W, et alMental health benefits of interactions with nature in children and teenagers: a systematic review Epidemiol Community Health 2018;72:958-966.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去哪兒玩的,撰文:老王,編輯 :陽少,36氪經授權發布。